文/阑夕
就像厨师的本分就是把菜肴做得好吃，，游戏公司的本分，也是让游戏尽可能好玩。
而正在经历责难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它所犯下的唯一‘错误’——如果这种所谓‘错误’真的存在的话——那就是它过于好玩，以致于蜂拥而至的用户数量多得超乎想像。
假设我们身处一个《王者荣耀》竞争失利的平行宇宙——非常不幸的，它不再如此风光，仅能位居手游市场的末流水准——即使《王者荣耀》的游戏内容及其玩法完全不乱，它也一定不会受到任何言辞锋利的批判。
这就袒露出一个诡谲而滑稽的逻辑矛盾：判断一件事物的尺度，并非取决于这件事物的素质，而是受到发展结果的不确定性影响，处于某种薛定谔式的量子状态。
这当然不符合常识。
如果闯红灯是违法行为，那么一个人闯红灯，和一万个人闯红灯，都不会改变行为的性质。
与此同时，要求游戏公司克制产品的市场攻占，无异于是在强加倒退指令，和发展生产力的原则南辕北辙。
这也正是粗犷且原始的思维产物：游戏——乃至一切娱乐手段——都是应当扼杀或是打压的，老黎民既然有空，为什么不去把时间投入到‘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工作上呢?
将复杂的社会生态简化为低幼级另外算术题，毫无疑问属于巨婴的专长。
一个人用了一个小时玩游戏，也就意味着国家损失了一个小时的生产力，如果数以千万的人都把时间浪费在不事生产上，合计起来的损失就大得惊人。
所以这些人就都背负有道德污点，而为这些人提供娱乐设施的企业，则也带有原罪，甚至把玩游戏这件事情替换成唱KTV、下象棋、放风筝，都是成立的。
姑且岂论这种指责是否与自然人拥有的自由权利发生冲突，它的推理方式自己就是一种违背科学不雅观念的落后产物。
十八世纪的美国受到清教徒思想的影响，也曾将娱乐行为视作消耗生产力的罪责之一，纽约的小业主们一度向市政府求助，呼吁权力管管那些在休息日去不雅观赏体育角逐、喝酒闲聊而没有磨练技艺的工人。
直到工业化的社会基础逐渐崩溃，人力资源的结构开始变得宽松起来，无论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的‘闲暇社会’概念，还是德国传播学专家诺利·纽曼构建的‘自我必定’学说，都从差别角度论证了娱乐的价值。
被摒弃的，则是具有道德制高点的‘劳动至上’理论。事实证明，正是那些劳动之外的娱乐产业进入发展阶段，才让全球经济迎来持续增长，工作和娱乐之间的边界也日益模糊。当娱乐消费产生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促进了另一端的娱乐生产。
这也是现代经济对于‘享乐主义’的最好正名，它不再通过权威去对大众行为进行有意义或是无意义的判断，而是依据市场展开选择，只要供应自己能够满足需求——以及基于合法程序——那么这项行为就是有意义的。
故而一个健康而多元的社会，很难支持‘玩物丧志’的指控，因为玩乐既是自然权利，也是经济拼图的组成部分，只是饰演他人家长的热情欲望和入戏表示，每隔几年都会如期上演，致使审美疲劳频生。
曾几何时，‘四室一厅’还是张牙舞爪的洪水猛兽，而今它们已经经过产业升级，成为了商业地产里温润安然安祥的桌球吧、电影院、娱乐馆等。
十五年前，北京蓝极速网吧的一场大火，烧出了国务院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建设的若干意见，到了今天，中国的网民规模已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
如在昨日，《魔兽世界》是否毁了一代人的争论还在各执一词，而在去年，暴雪推出的《魔兽》电影，却在中国取得了全球最为出色的票房成绩。
当然，也有实质不改的电击治疗网瘾机构和阿谁著名的杨姓医生，这个处在时间夹缝里停滞不前的事业，倒是可以和间歇性的管制主张遥相辉映，主动充当公众的办理层。
中国的游戏行业，面临着和文化创作极为相似的考验，也就是如何分辨它的受众，以及在缺乏分级的情况下防微杜渐。
任何一家游戏公司都没有权力和能力挑选用户，也从未有过监护权的交接，即使它们需要承担必然程度的道德责任，其分量也远远低于真正起到监护作用的角色。
《王者荣耀》这款游戏没有任何特殊性——它没有在游戏设计里故意取悦和诱导儿童用户。相反，‘小学生’玩家反而是游戏生态里令人深恶痛绝的群体——腾讯的无辜在于，碍于国情和形势，它需要越俎代庖的去担起部分家庭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