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发展就是一段在矛盾、妥协的漩涡中寻求出路的历史，这样的矛盾和不协调充斥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掩护之间，充斥于经济利益和民生之间，充斥于长远发展和眼前利益之间。而黄建国他们则在这样的漩涡中浮沉、兴衰、死生。
钛媒体注：在当今新一轮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时代，科技正在成为未来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差别于基于改变商业逻辑的模式创新，也差别于那些埋头于象牙塔里不考虑任何限制条件的学术研究。科技创业者更专注于科学研究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创新，他们要同时兼顾科技与市场，横跨商业与科学两个领域，用新技术、新产品去开发新的市场。我们把这样一批人称作“商业科学家”。这就是钛媒体重磅策划和推出的“商业科学家”系列报道。
接到朱正锋电话的时候，黄建国正在非洲的博茨瓦纳。
当时，他们的第一次创业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
这家公司是黄建国距离研究生结业只有半年摆布提出来做的，那时他看到了做废水处理的巨大机会。
当时，经过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逐渐显现出恶果，环保和环保产业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中国在环境市场发展中还处于初级阶段 来源：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s: New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EBJ（Environmental Business Journal）将环保产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早期市场阶段（Early Market Phase）、环保基础设施发展阶段（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hase）、监管加强阶段（Regulatory Enforcement Phase）和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市场工具加强阶段（Resource Productivity and Market-based Instrument Phase）。
在十多年前，中国还处于先发展后治理的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的阶段。
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在环境问题上，官方共计收到超过253万封举报信、59.7万名群众的43万次上访。到2004年时，环境恶化造成的损失超过62亿美元，在当年 GDP 中的比重达到3.05%。
2000年到2006年我国危险废物产生和处理情况走势图 来源：《2008年中国固体废弃物处理行业研究陈诉》
到2005年时，全国产生了超过1162万吨危险废物，处理固废一般采用三种方式，即综合利用（从固废中提取或转化成资源、能源或原材料）、贮存（将固废暂时贮存或堆存在专门的设施或场所内）、处置（使用填埋、焚烧等手段处理并不再回收）。这一年，我国综合利用、贮存及处置的危险废物量别离达到496万、337万及339万吨。
贮存与处置始终存有隐患，对土地资源、地下水会造成持续而缓慢的污染破坏，进而影响损害动植物及人类的健康保留。
这正是当时的黄建国想解决的问题，他们创立了永康蓝德科技有限公司，从危险废物中提取镍、铜等金属原材料。借着国家大力整治环境污染的决心和整个行业欣欣向荣的局面，仅仅两年间，他们就赚得盆满钵满。于是，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大肆扩张起来，他们花了数千万元添置了一块50亩地，摩拳擦掌要大干一番事业。公司当时采取的都是重资产模式，维持着建厂、设立流水线乃至提炼再到出卖的一条龙运转。
一伙年轻人，一番心潮澎湃，一片新天地。这时的黄建国谁也轻视。
朱正锋回忆到，黄建国有一次颇为自矜地告诉他，化工专业的师兄师弟制造了这么多的污染，我管擦屁股就行了。一做金融的白叟家计划要来投资他们的项目，看了公司的势头，好心劝告他们“要悠着点”，黄建国不屑一顾置若罔闻。
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在惨烈的现实面前，黄建国这群年轻人输得头破血流。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但朱正锋对当年的惨状的数字和细节始终熟稔。据他的回忆，当时镍的价格从40多万跌到了7万多，而铜从8万多跌到了2万多。最后，产成品的价格还不够提炼的成本，这个公司已经无以为继。
“那时候就觉得本身神一样，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吃进去的全吐出来了，血都要吐出来了。”黄建国苦笑着告诉我，“阿谁老同志后面就跟我讲，我在金融危机之前只抽软中华，金融危机之后也只抽软中华，你看你们，在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不同就很大了。”
研究生快结业的时候，导师希望黄建国留校当老师，他自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此时，导师劝他回学校完成研究生论文结业。以前，在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他总是推脱没有时间，但，此时被现实打击得灰头土脸的黄建国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延宕了三年的硕士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