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早在10多年前，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已提出这个概念。他认为，湾区应具备超级大港、所在区域的创新高地、金融功能发达和交通枢纽等几大要素。而粤港澳恰恰具备这样的基础和条件。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预估中国的人均GDP在2042年才达到美国2012年的人均水平。
美国50%-80%的GDP增长正是由创新科技产生，硅谷是美国，也是世界上高科技产业发展最成功、最突出的地区，它以300万人口，创造了2580亿美金GDP。
而综合深港地区的独特优势，如果深圳能和香港携手发展高科技产业，取长补短，下一个世界水平的“硅谷”很有可能在此出现。
深圳的高科技产值GDP贡献值全国第一，但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不足。与之相比，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突出成绩，但因没有利用好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优势，其科研与人才优势没能转化成经济优势。
香港通过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利用鲶鱼效应来促进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1992年，李泽湘教授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创办了自动化技术中心，之后创办固高科技公司。通过固高，他对产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了深刻体会，并因此开创了两门产学研结合的课程。
学生们通过从理论学习到动手做出机器人去参加比赛的过程，熟悉了机械系统，电子系统，软件系统的设计，了解了深圳产业链资源，更学会了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从课堂走出来的学生们，创办了如大疆创新、李群自动化、云州智能、逸动科技和奇诺动力等优秀的科技公司。
李泽湘教授在2013年，根据其过去十多年在港深莞地区的产学研实践，以及该地区产业升级与转型过程中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情况，撰写了这篇总结深港粤地区科创情况，描绘未来蓝图和努力方向的文章。
4年过去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粤港机器人学院、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港科大机器人研究所等项目陆续启动且进展顺利。相信下一个“世界硅谷”也将在香港、深圳及周边的东莞松山湖等地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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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低估发展潜力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80年，中国的GDP只有1.8千亿美元，美国为2.8万亿美元，是我们的15倍；而中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美国1.2万美元，是我们的40倍。
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到8.2万亿美元，美国15.7万亿美元，差距已缩小到2倍，而中国人均GDP为6000美元，美国人均4.8万美元，差距也缩小到8倍。
不少经济学家在比较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后，预测中国至少还有20到30年的高速增长期。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2年，中国的GDP总值会超过美国；2032年将是美国的2倍；2042年将是美国的4倍。即使这样，中国的人均GDP在2042年也才达到美国2012年的人均水平。
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分析可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创新科技。据统计，美国50%-80%的GDP增长由创新科技产生。
在人口、环境、土地、能源都已饱和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在创新科技上。
只要我们能把握好创新科技的产业化过程，深度挖掘和整合深港、粤港以及中国乃至全球产业环境的优势资源，我们肯定能够克服，并摆脱过去30年粗犷型的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
30年后中国的GDP有望达到目前的8倍，而本地区也将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产业中心。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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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校为核心的创新生态
硅谷是美国，也是世界上高科技产业发展最成功、最突出的地区，在4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大量的世界知名企业。它以300万人口，创造了2580亿美金GDP，人均8.6万美金，高出美国平均水平60%。
很多人都在研究硅谷，试图在本国或本地区复制硅谷的成功。
简而言之，硅谷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科技创新产业所需要的生态体系：
1）历史沉淀：包括大批的先行者、军事需求、军民互动、创新先锋及叛逆文化（或“零权威”文化）；
2）催化剂：包含著名大学、集群效应、风险投资和冒险家；
3）文化和生活方式：包括创业激情、不畏失败的精神、鼓励创新、密集的社会网络等等。
我们从几组数据看硅谷是如何营造创新产业生态体系的：它每年所产生的科技专利占加州的49%，美国的12%；它聚集了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风险投资，它对中小企业的资助远超过美国其它科技产业发达城市，如波士顿等。
硅谷周边有世界名校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MIT、哈佛和CMU等高校的许多学生也把硅谷作为创业首选地区。
硅谷的企业集群效应更是明显，一家做终端消费电子产品的公司，如运动相机到智能手机，能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找到设计、软件服务及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
硅谷聚集了一批兼具雄心和梦想的创业者，他们高瞻远瞩，渴望成功，渴望证明自我，超越自我；他们激情而专注，拒绝陈旧，拒绝平庸；他们并不是社会经验丰富或世故老道的长者，相反是一群超凡脱俗、热血沸腾的青年人。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21岁创立苹果，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19岁创立Facebook，谷歌初创时，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年仅25岁，还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相似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而这些青年的出现与聚集，皆非偶然。
硅谷的文化氛围吸引、熏陶了他们，他们的成功又营造了更浓厚的创新氛围，这便是硅谷逐渐形成的创新人才与文化氛围因果互承的良性循环。
硅谷不但鼓励创新，也宽容失败，大家充分理解成功的基础是在不断摸索过程中打下的，中间的失败必不可少，风险基金最喜欢的是有创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
在苹果公司，一个人今天是副总，而明天可能成了普通工程师。大家对此习以为常，不会因为你是高管就高人一等。
有人说，硅谷能有今天，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等环境，有美国这个巨大的本土市场，这不全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建立了和硅谷类似的生态体系，都能孵化出成功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例如以色列。
以色列人口800万，面积2万平方公里，周边环境恶劣，自然条件更差，本土市场也不大，但是以色列非常着重创新科技生态体系的建设。以色列创办了好几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如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Tel Aviv University、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和University of Haifa等。
除此之外，以色列利用犹太人广泛的人才网络和经济资源，建立了庞大的风投资金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又从俄罗斯吸引了100万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
以色列政府鼓励创新，不惧失败，提供了宽松的创业环境。在这批科技人才带动下，以色列经济一日千里。
2012年数据显示，只有800万人口的以色列GDP高达2400亿美金，人均GDP3.1万美金。弹丸之地的以色列依靠在科技方面的突出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最现代化、经济发展最佳的发达国家，被称为“世界创新工厂”。
英特尔、IBM、微软、惠普、雅虎、谷歌等全球顶尖企业在以色列都有研发中心，在纳斯达克挂牌的以色列上市公司有120多家，仅次于美国，超过欧盟的总和，这些企业的CEO一半以上都出自以色列工学院。该学校周边的Haifa市拥有4000多家高科技公司。
除此之外，美国匹兹堡市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MU）也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成功案例。
匹兹堡以前是一个钢铁城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由于钢铁制造业转移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再加上西屋电器的核电事故，匹兹堡市的经济非常不景气。
尽管CMU在机器人和计算机研究领域久负盛名，有很多原创，但是之前该校的学生和老师大多离开匹兹堡到硅谷或波士顿创业，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大。
在本世纪初，CMU校方反省了政策方面的不足，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激励老师和学生就地成果转化或者转移应用，甚至容许老师在企业里担任行政职务。
学校规定师生使用学校里发明的知识产权去创业，学校可以占有股份但不能超过5%，200万美金封顶，该校流传一句名言叫做“5%,go in peace!”（5%，踏实走吧）。
在新政策刺激下，有10%以上的学生参与创业活动，同时，学校周边还建立了孵化中心和加速器，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公司来建立研发中心，如微软和迪斯尼等。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之下，该校的创业氛围有了极大改变，每年创办的公司从以前的四个增加到目前的几十个，学校周边的高科技就业人口也达到了六千多，整个匹兹堡地区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之一。美国国会还专门邀请CMU校长向全美推广他们的成功经验。
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它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成就我们非常熟悉，众多的诺贝尔奖、一流的科研成果都从MIT产生出来。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2003年，MIT Sloan商学院通过五年的跟踪调研发现，MIT这所每年只毕业1000个本科生和1500个研究生的大学，40年下来，也只有10万左右的校友，而这10万校友竟然创办了2.5万多家公司，这些公司在全球雇佣了约330万员工，创造了2万亿美金的年销售额。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数值能排在世界第9位，几乎跟俄罗斯的GDP持平。
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所取得的创业成就也类似，在此不再赘述。这些成功案例说明了顶尖高校的科学研究和科技人才储备加上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在类似硅谷的高科技创业生态体系的支撑下，能创造出不可估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能大批量培养从研究到创业型人才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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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世界新“硅谷”
人们也许会问，下一个世界水平的“硅谷”最有可能出现在哪里？
综合深港地区的独特优势，我认为如果深圳能和香港携手发展高科技产业，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下一个世界水平的硅谷将很有可能在深港地区出现。
这里的深圳是指广义的深圳，包括周边的东莞、惠州，甚至广州。香港科大的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称之为“深港湾区”。
深圳拥有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常住人口1000万，2013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是中国最富的城市。深圳的产业发展经历几个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三来一补，到2000年前后的山寨时代，到之后的产业转型，发展自主创新型产业。
为了弥补高等教育及基础研究这一短板，深圳市政府探索出一条新路子，通过引进内地及香港高校到深圳设立产学研基地，如清华研究院和深港产学研基地（北大与香港科大）等50多个平台来孵化新企业，促进产业升级。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深圳高科技产业取得了全国领先的地位，涌现了大批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迈瑞、大族激光、腾讯等。深圳的风险投资占全国的60%，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来深圳创业。
深圳政府大力鼓励创新，全国45.4%的国际专利来自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29万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值比重达到60%。据统计，深圳的高科技产值GDP贡献值全国第一。
除此之外，深圳以及深圳周边的东莞、惠州地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3C产品制造基地。这里聚集了世界上最完整的3C产业链，从原材料供应、零部件、模具、模组，到3C产品的组装、测试跟物流传送等，应有尽有。
近几年，深圳又积极发展产品设计产业。只要你有一个想法，众多设计公司就能将你的想法变成外形设计，并制造出小样，而且可以承担小批量或大批量的生产。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全世界有一半手机都是在深圳开发制造的，包括苹果、三星等，深圳地区的制造能力及供应链无疑是世界一流的。
今后十到三十年，制约深圳高科技产业往深层次发展的根本因素还是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的不足。深圳甚至内地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路还很远。
与之相比，香港最大的优势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按QS2012年大学排名，亚洲最著名的十所大学有三所来自香港，其中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分别位列亚洲第一、第三和第五，单单内地在香港的优秀学生就积累了10万之多。
与深圳相比，香港具有更宽松的环境、更自由的信息通道和更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
在过去10年，香港也试图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是由于没有利用好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优势，仅仅在香港本地发展，尤其是没有建立像MIT、斯坦福和CMU那样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香港高校的科研与人才优势没能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瓶颈，转化成经济优势。
香港在过去十几年最大的进步就是通过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利用鲶鱼效应来促进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
当时香港提升大学生比率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提供更多资金给港大、中大等现有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但是这招到很多人的反对；另一种方式是办一所新大学，即后来的香港科技大学。
与此同时，为提升香港整体科研水平，政府成立了研究资助局（RGC），这相当于内地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所有港校都要通过RGC来申请获得科研资金。
港科大刚创办的时候，申请RGC的成功率远高于其他学校。在这种巨大的差距压力之下，其他高校也进行了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学校科研水平整体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香港这十几年发展高科技产业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一是前面提到的孤军奋战，没有很好地利用深圳以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环境优势；二是不能持之以恒，政策摇摆不定。
香港回归后，受前特首董建华委托，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教授牵头的创新科技委员会曾为香港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制定了很好的蓝图。但在之后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偏差甚至停顿。
三是技术与人才积累不足，香港高等教育业是在近几年才初见成效，早期人才都流失到了美国、新加坡等地，或是去了金融行业。早期的科技公司很难招到好的人才；
四是大部分香港高校既缺乏技术转化的资源，也没能制定科学的政策体系，使更多的创新企业能从高校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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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固高到大疆，成功可以复制
1992年，我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并创办了自动化技术中心（Automation Technology Center，简称ATC），开展在机器人、灵巧机器手、工件定位和运动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1999年，深圳市政府、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三方携手在深圳市高新技术区共同创建深港产学研基地。
这是深圳政府探索新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继清华研究院之后启动的第二个项目。
深港产学研基地的使命是促成两校科研成果在深圳产业化，为此，在项目启动仪式上需要双方有公司签署入驻仪式。
北大当时有青鸟、科兴等较成熟的公司，操作起来较容易。但是港科大当时才成立5年，研究成果和人才等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为了应付签约仪式，当时深圳高新办主任刘应力找到我寻求帮助，我又找了电机系几位老师拿着实验室的几个样品就去了深圳。这就是ATC第一家公司，固高科技创办的起源。
在这之前不久，一位在广东顺德开厂的港商郑先生到ATC找到我，他花了几百万港币从日本购买了一台马口铁剪切设备。但花了很长时间，包括请原厂工程师和内地的几家大学团队调试，都没能把机器运作起来，工厂蒙受很大经济损失。他希望ATC能援手解燃眉之急。
当时ATC的研究员吴宏拔了我们用来控制机器人开发的一块控制器，去顺德工厂呆了一个月，把郑先生的日本设备换上“ATC大脑”后，使整个系统成功运行起来。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看到，也许香港高校的研究能够对周边企业，尤其是珠三角的制造业有所帮助。
当时的制造业模式基本上是三来一补和来料加工。企业从国外拿订单、买设备，然后在中国设厂，招一批廉价工人，购置便宜原材料，利用中国较低的运作成本来生产。
这种模式很简单，早期也相当适用，但随着人工和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国企业总有一天需要制造自己的生产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机器控制系统。
差不多同一时期，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系系主任的王佑曾教授担任科大科研副校长。王教授不只是世界顶级的学者、教育家，还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在硅谷成功创办过多家公司。
王教授为科技大学的技术转移和创业制定了一系列先进科学的政策，使得港科大师生创业有章可循。随后，原台湾工研院院长林垂宙教授接任港科大科研副校长，以及原加州大学电机系教授高秉强担任港科大工学院院长。在他们任内，港科大的技术转移和创业政策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实施，师生创业氛围进一步加强。
固高创办初期，业界懂得应用运动控制技术的人才非常少，产品推广一度限于停顿。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们举办了很多期的运动控制培训班，为企业培训了大批的运动控制技术人才。我们称之为“广东农民运动控制讲习所”。
这个举措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深圳及中国装备产业的发展。
在此之前深圳并没有像样的装备产业，但现在有不少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如深圳激光设备产业、半导体设备产业、LED设备产业、电子加工设备产业和检测设备产业等。固高功不可没。
目前我们的客户有1700多家，产品应用到60多个行业。固高将整个珠三角的产业链从终端产品制造延伸到设备制造、系统集成和与之配套的运动控制产业，健全了整个产业链，也为中国装备产业的全面高速发展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目前已经完善了机器人控制平台、注塑机控制平台、节能装备控制平台，还有基于云计算的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平台的建设。产品销往全世界，成为目前中国最有影响的运动控制公司。
通过创办固高公司，我对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或者学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在实际应用中大显身手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对学校的研究跟企业的应用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有了较深的理解。
我也痛心地看到许多高校研究跟产业发展的脱节，企业需要花很多额外的精力去做高校应该做的事情，无形中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减缓了企业的发展进程。
通过创办固高公司，我也积累了一系列对学校课程设计和人才培养的经验体会。利用这些体会，我为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的学生开创了两门新的课程：一门是“智能机器人设计入门”，这已成为港科大工学院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动手、团队合作、沟通能力和工程意识，让学生真正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意义所在。第二门课程是香港科技大学最受欢迎的Robocon课程，该课程聚集了各种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背景的学生。
在短短8个月，学生们经历了从概念学习到做出机器人原型机去参赛的过程。通过这门课程的培养，他们不仅熟悉了机械系统、电子系统、软件系统的设计，更学会了团队合作和良好的沟通技巧。为制造机器人，他们必须到深圳采购零部件，制造PCB板和机械部件，从而了解熟悉深圳的产业链。
这门课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汪滔就是其中代表，他是这门课程第一届和第二届的队长，后来还担任这门课的助教，从中受益匪浅。汪滔从小就对飞行和航模飞机非常感兴趣，但是航模飞机的控制非常困难，要花很多精力才能熟练掌握。
由此，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通过设计一款自动控制器，把航模飞机的飞行变得比较简单。一有想法他就开始行动，他的本科毕业设计就选择了这个课题。在读研期间，他把这个技术做了进一步完善，在逐步完善之后，他走出校园，在深圳创办了大疆创新科技公司。
大疆现在已经从航模飞机的控制器发展到一体化的飞行相机，完全从模型爱好领域进入到影视、工业应用和消费产品等领域。在过去三年，公司业绩有了80倍的增长，目前员工已经将近1500人。这种规模和增长速度在美国高科技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
美国纽约时报2014年1月1日科技版用整版着重介绍并高度评价了大疆公司新推出的一款产品：Phantom 2 Vision[2]。这也许是这家著名报纸首次如此正面地报道一家中国公司的高科技产品。
大疆的成功例子体现了深港合作的巨大优势，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拓展了国际视野，但没有局限于在香港发展。
他很好地利用了深圳完善的产业链和运营成本优势，同时还把市场定位在全球市场，整合了台湾、硅谷，还有国际其它区域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优势。
正是深圳和香港优势的充分融合，才造就了今天大疆的成功。在一个新兴的产业领域里，很少有中国的企业占据世界领先的位置，但是大疆做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疆的创始者是一群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就像硅谷的创办者一样，他们富有激情、梦想，他们拒绝陈旧，不害怕失败，所以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让我骄傲的是，自动化技术中心（ATC）不乏优秀的学生，除了大疆之外，他们还创办了李群自动化、云州智能、逸动科技等公司。
李群自动化切入的就是中国3C产业自动化需求这个被库卡等国际知名工业机器人公司忽略的潜在市场，几个ATC年轻人怀揣着创业梦想，在东莞松山湖创立了公司。
这些年的创业历程让我有了很多体会。大学的研究必须要对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才能显现出大学的意义。论文的发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产业产生的影响力，这也是伯克利、斯坦福等学校的经验，大学里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学生，而不是论文。
很多高校都有体会，成果产业化的道路很难。成功的也只是少数像MIT、斯坦福、伯克利、CMU之类的学校。但是仔细分析，还是有规律可循。这些规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因地制宜，不能照搬照抄，每个学校、每个地区都应该有它自己独特的模式。
例如，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留学生创业园，但里面成功的企业并不多（或并不比本土创业者高）。主要原因就是回国创业者需花不少时间熟悉了解国情，错失良机；另一方面，如果简单复制国外模式，那就只能失败收场。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学生为核心，老师和学校提供帮助和支持。
创业生态体系的建设是老师、学校和政府的主要工作。只有产生了巨大的产业影响，学校的研发和教育水平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正因为有硅谷，才有斯坦福，也正是因为有斯坦福，才有硅谷。这是互动的。这将是香港几所高校未来的挑战和发展方向。通过深港携手合作创办世界新硅谷，这些学校才能真正地成为MIT、斯坦福和伯克利。
如何寻找自己独特的模式，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从大疆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功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它给深港地区有创业梦想和创业激情的年轻人增强了信心。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更多的“大疆”。今后的创新科技产业发展，不仅仅涉及科技本身，更要注重科技跟艺术、文化的融合。
无论是消费或工业产品，都强调用户体验，强调美观。工科学生需要在艺术方面有所积淀，艺术学生需要对工程制作有所了解。
未来的教育将会更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产业需求的综合性人才。大疆跟中国美院在全方位合作，此外，由工业工程系曾明哲教授牵头，香港科技大学还与中国美院一起推出了联合课程、联合学位，共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将香港、深圳以及周边的东莞等地区，看成一个整体。从整体来看，我们已经具备了发展世界水平高科技产业的所有条件。只要把香港的优势和珠三角的优势紧密结合起来，新硅谷的出现指日可待。
在推动深港融合和创新发展上，香港科技大学责无旁贷。我们的机器人研究所已经成立，这里召集了一批有梦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正在将机器人的概念从简单的工业机器人延伸到很多领域。
我们着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创业体系，包括创业辅导、天使基金、支撑体系、孵化跟加速器基地等，再跟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机器人产业基地。
我希望大疆和固高的故事能有更多的延续，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优秀企业能聚集到深港地区。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奋斗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