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倔犟是举世闻名的，已深深渗入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每个德国人的骨髓里。在经济理念上，德国的倔则体现为对德国发展模式的极度自信。
从经济学的角度，德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什么特别新奇之处。所有的经济学派，都可以从德国模式中找到点滴迹象。与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德国模式也试图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再分配的公平之间找到某种平衡。
就度而言，以英美为代表的Anglo-Saxon模式比较偏重效率，自由市场经济第一。他们并非不重视社会安全网的构筑和二次分配，但当这些所谓的公平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效率时，他们宁愿牺牲前者。特朗普减税和废除奥巴马医改，就是觉得两者碍了经济的事。
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则走到了另一端。至少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他们必须将公平放在第一位，经济服务和服从于公平。比如，奥朗德上台的时候，提出对富人征收75%的“超级所得税”，称银行家是“敌人”；法国对在岗职工实行过度保护，企业裁不得、裁不起，成为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而这种过度保护，不仅有专司保护的工会紧盯着，更有相当部分成为法律，改起来比登天还难；法国对失业工人的救济也慷慨到幸福的程度，是典型的奖懒罚勤。
效率与公平之外，Anglo-Saxon模式和大陆模式还体现为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度。前者更看重市场，有尽量限制政府干预的倾向。后者则时时流露出对政府干预的青睐，法国公职人员队伍之庞大、政府开支占比之高（占GDP近六成）、国企之大之强（比如法国电力），都让人更多想起社会主义。
夹在两种模式中间的，是以芬兰、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这种模式，重视自由市场经济，这点像英美；重视社会安全网，这点像法国。唯一的区别是，它主张还劳动力市场以应有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什么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有各种理解。我的理解和一些国家的做法是：首先，不要搞什么集体谈判，即使有集体谈判，企业也保留申请例外、困难和退出的自由，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工资和待遇刚性上涨的问题。其次，不要搞什么最低工资，允许企业以更低的工资雇佣工人，增加低端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机会。
那么，这种模式如何体现公平呢？
它不是体现在对在岗工人的保护上。在岗，就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工会和政府尽可能不要干预。只有当工人被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淘汰（下岗了），成为输者，北欧模式才会以社会安全网的方式提供保护。保护下岗工人，不保护在岗工人；在岗工人交给市场，下岗工人才交给政府。
而且，这种保护是有条件的，保护你的前提是你必须接受再培训并随时准备上岗而且不能随意挑三拣四。
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大体就是这三种。从做法看，德国模式更接近于北欧的中间道路，即所谓的the Middle Way。
德国的第一自信，就是这种他们认为完美的模式。这种模式总结起来就是三个部分：残酷但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灵活的用工制度、托底但不会舒服到“奖懒罚勤”的社会安全网。
后两个部分本文和上一篇关于德国经济的文章已有详细分析。这里，将着重介绍德国模式中的自由市场经济部分。
经济学思想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新自由主义的天下，而在这个方面，德国是新自由主义的优等生。突出表现在极度审慎的货币政策和极度审慎的财政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这两块总体是偏于审慎的。在货币政策方面，以通胀为头号天敌。它认为，通胀的原因就是钱太多。根治通胀，只有一个办法，把钱从经济中收回来。钱少了，通胀自然下去。
这个法子可以说是百试不爽。众所周知的尝试者是里根。他重用Paul Volcker。Volcker担任美联储主席，将美元利率提高到惩罚性的20%，吸引经济中的钱纷纷回流，实质性地缓解了困扰美国七十年代经济滞胀中“胀”的问题。
世界经济从那时候起，才真正进入了一个低通胀的时代。这个时代沿续至今，已近四十年。
但早在里根之前三十年，二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就已始尝试以这个办法解决恶性通胀问题。当时的德国基本被炸烂了，一切皆短缺。占领军当局采取的办法与纳粹战时如出一辙，对物价进行管制，对物品实行配给，不许随意涨价。
这是头脑简单的执政者最容易想到的法子。逻辑很简单：东西就那么点儿，不对价格进行管制，就会涨到天上去，形成恶性通胀。治理通胀，只能来硬的，不让涨价。
但因为不让涨价，企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就没有生产积极性，市面的东西就更少。所以，价格管制的必然结果就是短缺和黑市。
怎样对付短缺？头脑简单的执政者只好出另一招：配给。
在当时的德国，一位叫Erhard的财长却有完全不同的思路，并顶住占领当局一些人的反对，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他的思路就是：防通胀、治通胀，不是管住价格不让涨，而是管住货币供给不让多。他说：政府只需要管住货币，价格则完全放开。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由于货币少了，整体通胀水平失去了恶性飙升的基础；而由于价格放开，企业生产积极性上来了，供给增加，困扰多年的短缺问题也迎刃而解。
最重要的是，之前由于恶性通胀，人们已失去对货币的信任，德国经济有很长一段时间已堕落到易货交易的原始状态。人们只愿意拿东西换东西，而不愿意接受明天就可能废纸一堆的纸币。
经济就是交换，而货币是交换的媒介和信物。没有货币，交换变得十分困难、举步维艰。而没有交换，德国经济只能退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和手工作坊。
Erhard的思路和实践恢复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交换正常了，经济恢复了正常功能。Erhard的思想和实践拯救了德国，而这个思想，就是后来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币值要稳定，钱要值钱。
德国人就是这样。一旦认准了一个理并经实践证明，就会坚持一百年。在有欧元之前，德国马克一直被称为金马克，是与黄金一样值钱的钱。德国央行也一直奉行审慎的货币政策，以通胀为天敌，宁愿经济受挫，也不能让通胀越界。
欧元产生并流通后，德国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权，但德国人对货币政策的理念却未有丝毫改变。作为交出货币主权的条件，德国在《马约》上刻下了一条通胀2%的铁线，作为约束未来欧洲中央银行的紧箍咒。欧央行，骨子里继承的仍然是德央行的血脉：审慎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欧央行考虑实行量宽政策时，触动了德国的审慎神经。尽管量宽会导致欧元贬值，对德国出口很有好处。但德国宁愿不要这个好处，也不愿意欧洲央行触动审慎货币政策的红线。
但后来欧洲央行还是宽松了。德国出口顺差果然爆涨。得了好处的德国却依然对欧央行不依不饶，一直反对到今天。
与其货币政策立场同样，德国对财政赤字和国债高度警惕和戒备。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但德国将其做到极致。迄今为止，德国已连续三年财政盈余，致力于减少所欠政府债务，是欧盟国家中为数不多的马约优等生。
在德国人看来，它在经济上能有今天，固然有欧盟和欧元等外在因素，但根本上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内因在起作用。而这个内因，就是德国人引以为荣和极度自信的德国模式。而这个模式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残酷但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灵活的用工制度、托底但不会舒服到“奖懒罚勤”的社会安全网。而在自由市场经济这方面，最突出的又是极度审慎的货币政策和极度保守的财政政策。
所有的模式都是不可效仿的，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羡慕德国经济的人，不可不知德国成功的外因，不可不知德国成功的内因，更不可不知内因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