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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咨询业就要被颠覆了”,麦肯锡表示“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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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开创者、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参与撰写的《颠覆咨询业》(《哈佛商业评论》201310月刊)告诉我们,“颠覆性创新”已经席卷了从钢铁到出版业的众多行业,现在同一种力量正在重塑整个咨询业。

为此,《哈佛商业评论》对话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总裁鲍达民,探讨“以知识资产为基础的咨询模式(Asset-based Consulting)”如何颠覆传统咨询业,讨论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未来如何发展。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教席教授

鲍达民(Dominic Barton),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总裁

纵轴是客户

HBR:克里斯坦森,这些年,你记录了不同行业的颠覆现象,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钢铁行业。在管理咨询业,你有什么发现?

克里斯坦森:管理咨询界的确有颠覆发生,但我无意对别人指手画脚。实际上,哈佛商学院也处于这一颠覆过程之中。这并不是针对某个行业或个人的行为。你的确会看到颠覆发生,发生在那些意想不到的细分市场中。

在这些领域,颠覆是指一些人发现了传统公司高层不看重的业务,原因是它们无法带来高额利润。因此颠覆者获得发展空间,发展壮大,产品也越来越完善。他们从底层开始,一点点向上发展。在咨询业受欢迎的是遇到严重问题的大客户。这类客户越多,咨询机构的利润越高。  

传统咨询机构抛弃的是规模不大的生意——比如小公司和常规的短期项目,做完就撤的那种。这些业务正是创新者要进行颠覆的部分,它们正逐渐在咨询业站稳脚跟,逐步扩张,开始追求越来越大的业务。 

HBR:这与你在制造业发现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其他行业呢?  

克里斯坦森:有所不同。颠覆是一个过程。理论本身也随着时间在进化。一开始,我们认为“颠覆性创新”图表的纵轴是产品质量,后来我们意识到是客户。 

颠覆与客户相关——不同的客户带来的利润不同。了解了这一点,一切就清晰了。比如说,如果你认为航空业被更高质量的产品颠覆了,那么图表上的纵轴是什么?一旦你有了头等舱,就从头等舱往上发展?这种理念是说不通的。其实,是航线的长短决定了这一切。长线航班比短线航班更赚钱。因此重点是砍掉短线运营,将它们转让给支线航空公司,专注于更长的国际航线运营,获得丰厚利润。

HBR:也就是你说的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客户?纵轴上的顶点?

克里斯坦森:没错。

“麦肯锡方案”雏形

HBR:鲍达民,你从什么时候发现咨询业正在发生改变,麦肯锡也不得不顺应潮流?

鲍达民:我首先要说的是,咨询业早就开始发生改变了,至今大概已有20多年了。对我来说,拐点是在2009年,我接下这个工作时。一般来说新CEO上任,我们会与客户对话,了解全球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及接下来的1520年间,全球商业环境的核心转变。当然完全辨认出这些转变很难。

简而言之,这个项目让我意识到我们身处剧烈的变化中,我们对此不是免疫的。我每天见两位CEO,他们提到最多的是技术比管理的传播速度快5倍。他们还会说向亚洲和非洲转移的大趋势,以及资源短缺。对此,我既恐慌又兴奋。很多重要的事件让我深思,我们要明确自己在做什么。

最终,我们在公司推出了一个内部战略评估,历时18个月,进行自我诊断,花大量的时间与现有客户交谈,和那些期待合作却未合作过的客户沟通,见行业外的人、相关学者和研究机构人士。最后,我们发现,正如克里斯坦森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咨询业已经在很多方面开始发生改变了。

HBR:你从其他CEO那里听到了什么,才让你觉得需要挑战麦肯锡的传统?

鲍达民:很多。其中之一是,为什么公司遇到的每个问题或机遇,都要一个项目经理和两个咨询顾问,耗时三个月来解决?应该存在更有效的方式。他们会说:“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可能只是数据。如果你们曾经收集过关于医院如何运作的信息,会有大量相关数据,比如手术台的利用率等。我们只需要类似的数据,不是咨询顾问。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灵活,要更 

HBR:说说“麦肯锡方案”吧。公司当初是如何通过重新思考,得出这个结果的? 

鲍达民:尽管这个项目的名称平淡无奇,但那是我们在2010年的一项重要活动。我们和所有领域的客户、非客户、第三方,还有麦肯锡的前员工进行对话,由此产生了很多新想法,比如如何用新的方式和客户合作,以及我们该继续改进什么,提出哪些新的东西。

举个关于中国消费者洞察的例子。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无法依赖大量公开的数据以及消费者行为的报告,它们不可靠或者可以说是不准确。我们开始自己进行调研,建立了大量关于中国消费者的数据库,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数据,比如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数据库建成之后,我们发现客户真正想要的是这些数据,不是麦肯锡的咨询师。他们说,我们很喜欢你们收集的这些数据,我们付钱买,我们不需要一个团队。这就是麦肯锡方案的雏形。

当时我们在医疗领域,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先进行了这种试验。公司的战略评估,从某种程度上让事情浮出了水面。客户得知后会惊讶地认为:“这太棒了,这类信息以及和顾客合作的新方式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一切就由此开始了。一开始我们不太清楚应该做什么,是战略评估帮了我们。

之后,我决定任命公司最有经验的员工之一,迈克尔·帕萨罗斯-福克斯(Michael Patsalos-Fox),为麦肯锡方案的负责人。他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麦肯锡工作了30年,以前是我们美国团队的负责人。我知道迈克尔会助力这个项目并保护它。这有点像一个企业内部的风投,麦肯锡方案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

我对克里斯坦森提到的一个观点很感兴趣,那就是当你尝试新事物的时候,组织里真的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它与众不同,难以理解,或会涉及一些资源的调配。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保护它,或者说培养它。迈克尔做到了。刚开始他手下只有3个人,现在是18个。最开始需要做的是建立起商业模型。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项目,公司不得不放弃。幸运的是,很多都进展顺利,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用人流程。

如何面对内部冲突

HBR:很有趣。克里斯坦森一直在做笔记。我想知道你对鲍达民刚才说的有什么看法? 

克里斯坦森: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担心的是结果。举个类比的例子,传统百货商店的颠覆。60年代早期,美国的零售商超过300个,现在只剩下8个。梅西百货是目前最大的一家。

传统零售商赚钱的方式是制造40%的净利润,每年换3次存货,年库存的投资回报率是120%40%×3)。这是他们衡量利润的方式。颠覆式零售商进入之后,他们的净利润是20%,每年换6次库存,年投资回报率也是120%20%×6)。利润/盈亏底线是一样的,达到这一结果的方法却不同。换货的频率才是制胜的关键。

麦肯锡的挑战是,如何向公司其他人证明新业务的可行性。假设“麦肯锡方案”能够取得成功,它的利润将与传统业务持平。那么,每天都会有人走进高管的办公室说这行不通。我也很想乐观地说,这些疑虑迟早会烟消云散。但现实是,一群身处核心业务的聪明人在看到资源被分配到其他地方时,一定会试图证明他们现有的业务能够盈利。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在帮助麦肯锡应对颠覆。所以说祝贺还为时过早,小心驶得万年船。

鲍达民:我赞同这种谨慎。回顾公司内部历史,看看过去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1959年我们在决定将业务从美国转移到欧洲时,争论很激烈。在这一问题上,合伙人之间产生了分歧。 

另一件事是建立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这是一个研究机构,建立之初就决定和客户那边的工作分离。它的工作是对宏观问题进行微观观察,可以帮助提高管理实践。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它和客户业务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现在,我每天都在为这个机构的建立而感谢上帝。我知道在麦肯锡有很多人耗费89年的时间试图扼杀这个机构。他们认为,我们不是智库,为什么要浪费这些钱?我们付给这些人的薪水有多少?

有时我对反抗的声音有一些恐惧,因为我见过,知道大家做过哪些事情。这时,只有卓越的领导力才能抗住这种压力,确保事情顺利进行。我觉得把新兴业务和公司历史联系起来很重要,提醒大家我们确实做过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另一个故事是关乎我们的运营实践部门的成立。有时候我会在麦肯锡拿这件事开玩笑。它大概是在1990年开始的,研究如何做到精益,降低采购成本等等。当时麦肯锡内部对此争论激烈。这也不是我们以前做的工作,一直以来我们都被认为是一个战略机构。麦肯锡内部有一些高管甚至认为这是原始人的工作,对负责这个项目的人这简直是一种侮辱。

我想尽可能找出我们的创新领域,试着推动它,让人们对它感兴趣。我唯一担心的是将来。鉴于全球性的变化趋势,我们要经历的变革速度和幅度将会更快、更大。

咨询业的未来

HBR:咨询业何去何从?未来10-20年里,咨询业会是什么样的?

克里斯坦森:我认为未来20年里,现存的行业领导者将变得灵活且多样,会越来越擅长解决复杂问题,以此占据市场地位。复杂问题是指没有标准解决方案的问题。未来,这些公司可以对大客户(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公司)收取更高的服务费用。

HBR:所以规模是这种复杂性中很重要的因素?

克里斯坦森:没错。另一方面,新公司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看来出人意料、独特和充满争议的事情,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将成为标准化和可外包的。那些接下麦肯锡外包生意的公司,会先从低附加值的业务做起,之后无法避免的问题是,明年如何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因此,未来20年内,今天尚未出头的一些人士将成为未来的领军人物。

HBR:鲍达民,你的看法呢?

鲍达民:是的,我同意克里斯坦森的观点,会有一些新的参与者加入。作为麦肯锡人,我坚信我们会存在,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成为行业领袖。我想我们做的事情和方法,将会彻底改变。

回顾过去,我们工作内容的70%是在战略和组织方面,而现在公司财务领域占到了30%。起码会看到的是,我们的项目内容和做事方式会发生转变。

那些可以被分解或外包的部分将被淘汰。比如说,记得1986年我就任麦肯锡CEO后负责的第一个项目,是为一家快餐公司决定每餐的分量应该是多少以及放多少鸡肉等等。为此我们花了大概6个月的时间,以今天的搜索技术和大量的可用数据,耗时两周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还能想到的一件事是,福特斯做的关于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的平均寿命项目。如果我要在办公室墙上挂一个东西,一定是这个。20世纪30年代,公司的平均寿命大概是90年,现在是18年左右。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进行假设,进行一些哪怕略显偏执的思考,不要把得到的一切看成理所当然,最好用一些资源和试验来进行未来的探索。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鲍达民 埃米·伯恩斯坦 |文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是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教授,参与撰写了《颠覆咨询业》 (《哈佛商业评论》201310月刊)。鲍达民(Dominic Barton)是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总裁。埃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是《哈佛商业评论》主编。牛文静 | 摘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本文有删节,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1月《行业巨头如何自我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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