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数字思想者和观察者，著有《网络为王》、《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信息渴望自由》等，译有《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认知盈余》等。
互联网是中国的第五个边缘革命
题目有一个词“位移”，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费解，位移实际上是一个地质力学的概念，在大的地震之后会产生很大的位移，而位移如果发生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个新大陆。我以此来比喻，互联网现在可能产生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大陆的形成和影响，对现有、现存社会，无论是结构、功能，无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一本书叫《变革中国》，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科斯。《变革中国》讨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到底是什么地方成功了。科斯的理论非常简单，他认为中国改革称之为边缘革命。为什么是边缘革命呢？就是中国改革主要由四大边缘革命构成，分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科斯在书中的分析，这四个领域的革命主角全部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当饥饿的农民背着政府悲催而勇敢地按下自己的指模，开启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城里待业青年和回城知青不得不自谋生计时，个体户就开启了中国的城市改革。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广东，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改变生活，冒着生命危险逃港，才有了经济特区，这是经济的丰碑。无数洗脚上田的农民创办了乡镇企业，他们造就了今天民营经济的景象。
张曙光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了两种改革，一种是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改革，另外一种是草根阶层自下而上发起的改革，其实这就是边缘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边缘革命呢？这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不这么走就没有办法了，而且很多阶层都受到了损害，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他们硬生生闯出一条路。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是当时体制能够允许和容纳的事情。如果我们当时的体制完全不容忍这些草根的创新，今天的中国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么好。所以，体制的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的第五个边缘革命。互联网在中国是彻头彻尾自下而上造成的，但同时它的确也是在体制的包容下才能够成长的。早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由产业部门主管的，由于它是产业部门主管，确保了在开拓阶段的思路是先发展后管理。先发展后管理的规制理念对互联网的探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7年2月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启蒙第一课，尼葛罗庞帝第一次正式访华，伴随着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尼葛罗庞帝认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现在正在从原子变成比特，过去是在原子世界现在变成了比特世界。尼葛罗庞帝根据这个提出一整套的概念，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的双向沟通替代了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现在主动将信息从各种地方拽出来，而不再是等着信息被推到自己身边。
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
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里，人们不用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我第一次看到尼葛罗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激动，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将之翻译为中文，书中他提到了原子和比特之间的关系。他讲到的核心东西，所谓数字化生存，就是你要想办法移动比特，而不是移动原子。我们在进入失去重量的经济中，我们交换的越来越多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无形的信息、知识产权等。如果不数字化，你的确难以生存。我们倒回来看，看到原子和比特的关系之后，当你戴上不同的眼镜看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就是比特和原子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这个矛盾我称之为变化缓慢的原子与飞速变化的比特之间的矛盾。
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泰尔说，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140个字符指的就是推特的发明。为什么彼得·泰尔这么说呢？他说到原子世界的变化这么缓慢，以汽车来说，今天的汽车肯定是更省油了，也更安全了，可是今天的汽车与100年前的汽车其实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大家看自己的手机，三十年前的手机像砖头一样大，真能砸死人。今天看看手里的手机，不再是电话了，它是照相机、收银机、电视机、信用卡，它也是健康管理设备。手机和汽车相比，手机的发展速度快太多了。如果原子世界的变化如此缓慢，如何才能用比特来代替原子，或者用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这是创新的丰厚土壤。我们承认比特永远不会取代汽车或者飞机，但它会决定性地改变我们使用汽车或者使用飞机的方式。
在硅谷炙手可热的特斯拉汽车，它不仅是电动汽车，不仅是因为它可能造成能源方面可能性的变化，另外它是平台，它将苹果和谷歌加在一起。未来的汽车不是仅仅可以到处移动的工具，它也是一个平台，在平台上拥有一系列跟无线网络连接的软件程序的接口，这些软件程序可能包括你的工作、学习、娱乐等，会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应用的开发者为你的汽车创造一系列的应用，包括从助手到导航、到地理搜索、到按需点播的电影和音乐，包括即时通讯。
当一个汽车里拥有这么多应用时，可以帮助你优化整个的交通基础设施。甚至它会造成一个革命性的颠覆，这个颠覆就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拥有一辆汽车？考虑到时间、地点、交通拥堵和季节性的需求，其实使用汽车的最好方式就是租车，而不是拥有汽车。如果汽车是智能的，道路也是智能的，汽车变成网络上的节点，这个时候驾驶员之间可以分享很多东西。进一步到无人驾驶汽车的时候，驾驶的概念已经变得多余了。当汽车处于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时，真正伟大的汽车公司一定要发展成为像苹果、谷歌这样的平台公司。
不数字化生存就没有办法生存
比特不会取代原子，但是会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尼葛罗庞帝只是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概念，这就是数字化的生存。数字化生存在十几二十年前是类似于科幻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从编辑室到教室、到诊室，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位移。所有这些地方如果不进行数字化生存，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编辑室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媒体的数字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场景？我用四个不是来进行总结。一、新闻不是新闻，因为现在新闻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新闻的客观性在瓦解，审查在加强，商业利润的追逐导致它的不断娱乐化，新的标准越来越模糊不清。二、媒体不是媒体。新闻现在由一种机构的特权变成了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止有新闻媒体，还有各种各样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媒体和个人。媒体的这个“体”现在解体了。三、记者不是记者。过去出版发布的成本特别昂贵，导致出版商的数量很少，过去记者是特权阶层。但是今天由于技术门槛的降低，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出版商的时候，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新闻记者。四、受众不是受众。过去是被动消费的受众，现在变成了主动创造和分享的授众。这是一个反客为主的过程，以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构成了社区，这时就必须有很大的转变。
而五到十年之后，大学老师的地位我觉得也岌岌可危。今天大学正在失去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权，因为网络给学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替代现在的高等教育其他的模式。未来的大学一定是杂交的模式，大学一定会将很多很多的课程外包给真正能够提供这些好课程的人，大学保持真正自己能够做到最牛的课程。有大量的课你会发现全世界其他大学比你这里讲的好太多了。过去的大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变成遗迹。
再来看医疗的数字化。旧的医疗模式有巨大的问题，病人完全是医疗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医生主导一切。医生坐在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等待病人找他，并且医生对病人极其不耐烦，他们认为病人在医学方面是愚笨的，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知识。如果一个病人不喜欢这个医生告诉他的话，病人没有办法，只能找另外的医生，经过同样的过程，因为这些医生还会对他采取相同的医疗保健模式。
而今天病人形成了社区，病人之间不断讨论遇到的问题，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而是会拿着一堆网上检索出来的东西。现在医生就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他们形成了权威方面的挑战，所以他们会有抵触。
但我们知道协作式医疗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现在我们也可以展望一下医疗的未来。如果人一出生就建设了一个有关个人的健康网站，里面有病人应该拥有，并且可以控制的数据，当你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会根据适当的权限看到你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与数据之间也可能会构成一个广泛的、健康的社交网络，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协作，最后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能够为后面新的医疗提供数据库，并且共同构成我们所知的有关健康、有关医疗、有关科学的知识库的一部分，而这是医师和其他医疗员工都参与进来，医生的权威被打破之后，努力在专业人士和病人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就是说，有一天医生必须适应自己权威被挑战的局面。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
长尾定律的发明人安德森说，我们现在见到的，“原子是新的比特，而比特是新的原子”。硬件里面现在有了软件，而软件可能越来越多用来替代硬件，原来可能是硬件功能，但是现在通过A PP，可以将硬件功能完全去掉。这个世界同时发生着比特的原子化和原子的比特化，这就是两个同时在进行的进程。
技术改变商业。当我们的消费者已经完全进入网上之后，它们形成了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对于产业形成很大的吸附效应，产业被吸进黑洞里，距离黑洞越近的，实际上受到的冲击波越厉害。黑洞的核心是云计算加数据，未来所有的行业，如果生意不跑在数据上，这是彻底没有前景的。技术不是为了改变商业，而是为了改变生活，这背后就有这么强大的助力。
互联网普及率在发达国家达到了78%，发展中国家仅仅是32%。尚未使用互联网的人，90%在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现在产生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大陆不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的。我们有整个的崭新互联网新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产生位移之后，也就是过去主导互联网的是发达国家，但今天变成了发展中国家之后，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现象。互联网位移之后，从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就提到互联网新大陆有四个特点。首先是新的互联网国家在这个新世界里占主导地位；互联网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对于表达自由、隐私、信任和安全，用户共享类似的价值观和态度；他们既想要表达自由、隐私、信任，他们也想要安全，他们不认为这两种东西是彼此排斥的。新互联网的国家拥有更自由的态度、更创新的行为，他们更支持表达自由，社交平台应用更广，而老的网络国家则更多使用传统的网络应用、态度更保守。
我们居住的地球，它不仅仅是现实社会，也是虚拟社会，被互联网所覆盖。下面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是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我说的这个机构是“互联网名城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 A N N )，它的愿景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我用这个来做结尾，这是人类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因为网络不仅关乎信息自由，也关乎我们是否能够生活在同一个互联网、同一个国际社区和同一种团结所有人、并且让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识当中。我们希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是一个能够实现的梦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总统说战争太重要了，不可以只交给将军。所以我借用这句话，互联网太重要了，不可以将互联网只交给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