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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服务外包正以开放共享、创新融合的模式加固经济全球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桥梁。《意见》的出台将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抢抓变局中的机遇发挥重要指引作用。

　　服务外包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有助于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业务占比，优化外贸结构，推动我国外贸从汗水经济向智慧经济升级。

　　2020年初，国务院常务会部署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优结构上水平。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这将对提高中国服务供给能力、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

　　提高中国服务供给能力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意见》有助于我国抢抓时代机遇。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加速推进，全球经贸规则正加快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化。新兴技术在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加速重构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体系。服务外包正以开放共享、创新融合的模式加固经济全球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桥梁。《意见》的出台将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抢抓变局中的机遇发挥重要指引作用。

　　《意见》是对服务外包发展一般规律和重大趋势的正面响应。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到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起点。2018年执行金额约1万亿元，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从 2009年的100.9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854.2亿美元，年均增长26.8%，世界第二大接包国地位更加巩固。同时，服务外包产业大而不强、大而不优日益影响着我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价值链地位，需要通过转型升级推动服务外包大国向强国迈进。从国际趋势和国内矛盾看，在价值链中高端市场，爱尔兰、印度、美国、日本等国家把握市场定价权；在价值链低端市场，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相对低廉的人力成本，对传统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竞争力日趋增大。我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服务供给能力处于加速培育的重要时期，一些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等关键领域尚未满足国际国内发包商需求；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业务流程外包领域要素生产效率提升潜力较大，智能化数字化升级需求迫切。《意见》顺应规律和趋势，通过顶层设计引导产业形成自我转型的内生动力，推动化解服务外包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意见》有助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服务外包既是数字技术孵化器、数字经济的加速器，已成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测算，2018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2.96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0.7%。2018年中国数字服务出口1321.4亿美元，占服务出口的49.5%。其中，2018年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854.2亿美元，占数字服务出口的64.5%。服务外包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有助于提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业务占比，优化外贸结构，推动我国外贸从汗水经济向智慧经济升级。

　　提升“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意见》制定一条主线，提出两个阶段性发展目标，部署六大主要任务。

　　一条主线。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加快服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提高接单能力和交单水平，提升“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两个目标。《意见》立足当前产业发展实情和长远统筹考虑，分阶段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产业发展定位和目标，从微观层面提出了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知识流程外包企业与业务流程外包企业的转型升级方向。到2025年，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服务外包接发包中心；到2035年，我国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年均产值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打造“中国服务”和“中国制造”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

　　六大任务。《意见》部署了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推动重点领域发展、构建全球服务网络体系、加强人才培养、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推进贸易便利化等六大转型升级任务。一方面是突出数字技术引领和创新驱动。高水平建设一批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依托5G技术，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加快企业、业态、模式、载体、统计的数字化建设，提升服务外包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是强化服务外包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通过培育一批信息技术外包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企业和数字化制造外包平台，发展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实施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促进服务外包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咨询、供应链管理、专业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培育新型重点领域

　　围绕贸易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心任务，《意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培育新型重点领域、支持通过发包配置全球资源及建立系统的促进政策体系。

　　提出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年均产值理念。截至2019年末，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累计吸纳大学以上学历从业人员达750万人，占三分之二。但与世界领先的服务外包企业相比，从业人员人均产值还存在一些差距。《意见》首次提出，到2035年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年均产值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体现了对服务外包高品质、高效益发展的新要求。

　　建设一批国家级服务设计中心。一个国家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服务外包发展道路。中国与印度经济基础差异性决定了各自服务外包发展模式不同。我国在服务外包发展起步阶段，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外包，软件研发开发、信息技术、运维服务等外包占比一度超过六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单一接包企业转型为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服务供应商及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形成了我国数字服务和数字经济引领于全球发展的重要推力。据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数据，每年约15万的IT人才从服务外包企业流向互联网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阶段，需要盘活产业全要素资源，发挥新时代综合竞争优势。中国有着印度不具备的制造业基础优势，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同步，甚至局部领先，自动驾驶、智能家电、VR/AR、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设计外包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18年，工业设计外包执行金额达120亿美元。新时期提出发展国家服务设计中心，是服务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大局的需要，是服务于“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品牌价值的需要。

　　有序调整示范城市数量，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18年东部地区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全国的比重达83.1%，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占8.1%、4.7%、4.1%。尽管现东部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服务外包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但随着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对服务外包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产业基础设施、开放水平、人才资源要素等条件持续改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些领域具备引领示范条件。动态调整机制的目的是真正发挥城市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主动作为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淘汰机制不仅对示范作用不理想的城市提出退出要求，也为有示范动力、示范潜力、示范能力的城市提供新进机会。《意见》提出，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这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切实需要，有助于引导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强服务外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服务外包成为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发挥东北地区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支撑。

　　鼓励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发包，支持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互利共赢合作，是国际服务外包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走实走远，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业务快速增长。2019年1—9月我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执行额652.8亿元。2014年至2018年，服务外包执行额由98.4亿美元增长到174.3亿美元，增长75.9%。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市场设立交付中心、共享中心、研发中心、数据中心开展本地化服务。《意见》鼓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向有关国家发包业务，推动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构建更广阔的服务网络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建立系统的促进政策体系。不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是《意见》的重中之重。服务外包企业多数属于轻资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服务业企业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难题。为此，《意见》从精准施策角度，分类提出四大“靶向”措施。一是将企业开展云计算、基础软件、集成电路设计、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范围。二是评估并推广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项目享受的出口信贷优惠措施。三是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综合服务提供商上市融资。四是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布局建设一批辐射全国的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这些举措含金量较高，充分考虑当前问题与长远良方，力求建立系统的可持续长效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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