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 打造软件服务外包集聚地

三千公里外，广东金融高新区已成为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的“强磁场”，吸引了毕马威、简柏特、凯捷等全球知名的服务外包巨头落户，集聚服务外包从业人员规模超过3万人，涵盖金融服务外包、第三方服务外包以及以互联网金融为主的泛服务外包等三大类型，并随着行业发展产业链仍在不断延展。

如何推动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如何构建服务外包产业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是大连软件园及广东金融高新区发展都要面临的问题。本报调研组选择大连软件园作为研究样本，通过研究这一民营园区在国际化、产业升级、定制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系列探索，期望对广东金融高新区的发展有所启发。

教育先行

建立与国际化产业匹配的人才培训体系

大连软件园是10个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中唯一的民营软件园区。在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丁永健看来，大连软件园从无到有，从一块偏僻的荒地，成长为大连产业“值得看的地方”，和其坚持市场主导的运营模式有很大关系。

采取“官助民办”的开发体制，是大连软件园的创举。1998年，大连市支持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开发运营主体，进行大连软件园的土地开发、物业建设、企业招商和服务，民营企业负责日常经营管理，政府提供支持。业界认为，它既体现了政府前瞻性的政策导向，避免了政府在操作环节中出现低效率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园区运营企业的积极性和灵动性，促使企业制定出适合这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服务体系。

一开始就高度国际化，是大连软件园发展的另一特色。“大连软件园早期的发展得益于抓住了日本、韩国把信息服务环节转移到海外的机遇。”大连软件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先进制造业只需要部分高管及工程技术人员懂得外语不同，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必须要求从事项目的普通工作人员与发包方有密切的书面和语言沟通，所以日语人才非常重要。由于历史原因，大连当地有着大量会说日语的本地人，综合人才、区位、劳动力、成本等优势，大连成了日本软件服务外包转移的主要城市。

教育先行，是大连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关键，大连从一开始就注重打造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体系。2000年，大连软件园与东软集团合作创办东软信息学院——全国第一所规模最大的民办软件专业大学，尝试产学研融合园区运营模式；大连理工大学、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也纷纷建立软件学院，开设了IT相关专业。政府与学校、企业与学校合作以及从引进专业IT人才培训机构等方面入手，面向软件产业培养人才。如今大连每年有近2万本地行业人才供给，共拥有软件从业人员20万人，成为大连软件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管理创新

推出定制楼宇模式

“引来”欧美巨头

在继续开拓日本市场的基础上，大连软件园开始关注欧美软件企业。为了引入“领头羊”企业，大连软件园创新推出的“产业楼宇定制模式”和“BOT”模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大连软件园在建设之初，对于产业楼宇的建设仅仅考虑了是否符合国家规范，满足一些常规的办公要求。但当引入对于建筑业态、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着更高要求的欧美软件企业时遭遇了难题，比如500强公司GE在全球有统一的办公楼交付标准，这些标准在当年都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建筑标准。

“GE（国际通用电气，后来称为简柏特）定制楼，这个楼完全是按照GE的标准和要求建设的。当时GE提供给大连软件园的标准要求有几十页的英文文档，其中既包括配电、采暖、通风等设施要求，还包括休闲区、提款机、咖啡厅等配置，很多标准软件园的工作人员都前所未闻。”该负责人指着园区的3号楼说，“产业楼宇定制”的概念，即“定向建造，长期租用”，这一模式打动了GE公司，GE与软件园签署了一份长期租用协议。

有付出就有回报，随着GE顺利进驻定制办公楼，大连软件园的品牌效应凸显，不少国际知名企业纷纷进驻。2009年，随着GE的迅速发展，企业规模从几百人增至4000人，大连软件园又为GE设计建设第二幢定制楼——21号楼，这也表明了GE对软件园服务体系的认可。

除了创新推出定制楼宇的服务外，大连软件园还首创了BOT服务模式，IBM是BOT模式的受益者。所谓的BOT模式是由大连软件园为客户提供场地、设备、人员及前期运营，企业只需要派遣管理人员即可，待业务开展起来之后，再将公司整体移交给客户，也叫做“交钥匙”工程。

在BOT模式的帮助下，IBM从最初的60人，发展到现在的8000多人，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42家IBM工作室（IBMStu-dios），其核心是实践、人才、协作，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大连软件园还先后同UEL(日本优利)、OKIDATA(日冲数据)、松下、思科、日本财产保险等多家公司开展了这种模式的合作，并获得了成功。

现在回头来看，在行业内之所以能首创“产业楼宇定制模式”及“BOT模式”，与大连软件园的“官助民办”体制相关，政府能出台扶持政策，但建造GE定制楼、为IBM等企业提供BOT服务等则只能由企业去做。

产业升级

从“劳力

”向“智力

”转变

随着国际环境和汇率的变化，不少日本及欧美外包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迁移，随着国内人力成本上涨较快，依靠出卖劳力的时代已经结束。

面对挑战，服务外包产业何去何从？大连软件园的做法是，推动服务外包企业向含金量更高、技术含量更多的高附加值业务转型升级。

一方面，跨国公司不断提升在大连的业务层次，推动业务结构从最初的软件技术服务，向全球交付和共享服务中心转变。例如，索尼整编了亚太区业务，将中国区的索尼业务集中在大连，成为索尼全球最重要的系统集成及软件交付中心，IBM、思科、埃森哲则在大连建立亚太及全球技术支出中心，扩大技术应用领域。

另一方面，软件外包企业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向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方向转型。“一批抓住了外包机遇成长起来的本地企业，如华信、东软、亿达信息等开始面向国内拓展新业务、开辟新市场。”丁永健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行业和技术不断崛起，给软件产业升级带来了众多“新力军”。

在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秦健看来，大连软件产业正向产业链条前端转型升级，积极抢占“物大云移”、人工智能、VR/AR等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例如，2013年入驻大连软件园的大连君方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所开发的船舶管理系统、船舶信息化远程监控保障系统，蕴含了全新的船舶管理理念和模式，可随时建立船端与岸端的数据联络，并进行业务处理，所研发的“弱网数据协同技术”可针对船舶航行中时常出现的弱网情形，保障数据的准确及时传输。目前君方科技已为“天鲲号”、“天鲸号”等百余艘船舶，提供了船舶信息化解决方案及系统实施服务。

从最初的呼叫中心、数据处理、客户服务、应用软件开发和测试等业务，到软件研发、数据中心及技术解决方案、供应链采购服务等，再到各种跨界融合的新兴业态不停涌现，大连的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正不断向价值链高端转移。如今的大连软件园已不是软件外包业务一枝独秀，而是形成了软件信息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金融、智慧医疗、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六大主导产业。

多“园”化协作

满足全类型企业发展要求

沿着大连的旅顺南路行驶，以大连软件园一期为起始点，可以途经大连软件园腾飞园区、大连软件园河口园区、大连软件园信息谷、大连软件园天地园区、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等多个园区，这便是大连软件园在软件产业上形成的“一带一城多园区”，涵盖了应用软件开发和外包、业务流程外包、资源共享中心、产品研发、工业设计及区域性总部的产业链条。

“大连软件园一期作为最早开发建设的园区，新企业的入驻热情和旧企业的扩张计划，都让空间变得捉襟见肘。”该负责人说，基于这些新的需求，大连软件园以旅顺南路为纽带聚集起一批软件主题园区，通过错位承接的形式，来形成多“园”化协作，打造软件产业的“全空间”发展体系。

2003年，世界500强企业埃森哲入驻大连软件园，成立信息技术中心，随着业务不断深化拓展，需要新的载体。2016年，与大连软件园一期距离约8公里的二期信息谷竣工“开谷”，埃森哲迁入面积达90000平方米的信息谷专属园区，空间规模、人员规模及业务规模得到迅速扩张。另一边，河口软件园和天地软件园两个园区也通过空间规模和成本效应，及时承接了IBM等大型企业的扩张需求。

保证大企业扩张空间之余，小企业成长通道同样畅通。“在大连软件园一期的核心位置8号楼里，我们打造了多达数百个工位的联合办公空间，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创业企业。”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目前园区内有不少的创新型企业都是从这里成长起来的，并逐渐成为园区的中坚力量。

大批入园企业的良好发展和业界口碑，促使越来越多上下游企业加速在大连软件产业带集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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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北延东拓中注重错位发展

20年间，大连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从产值2亿元，成长为千亿产业集群；从当初的一个园区，拓展至“一带一城多园区”。大连服务外包的产业发展轨迹，能给广东金融高新区很多启发。

在笔者看来，大连软件园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三大创新：一是产业创新，在国内率先提出软件产业国际化的发展思路，成为对日服务外包的重要承接地。二是体制创新，根据当时大连市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实行了“官助民办”的软件园开发体制。三是园区管理创新，首创“定制楼宇”模式以及BOT模式。

广东金融高新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如何借助港澳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国际化特色？如何借助专业运营机构的力量，在体制上进行创新，从而更好地推进招商和服务，都值得我们思考。

正如大连软件园走过的历程一样，服务外包产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尤其是当广东金融高新区已经成为城市的核心区，房租和劳动力成本在不断攀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环节已经不能适应要求，简单的人力外包应向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与此同时，应注重打造服务外包的人才培训体系。

大连在软件产业上形成的“一带一城多园区”模式，也给予我们启发。广东金融高新区提出了实施“北延过河（桂江河）”、“东拓进湾（三龙湾）”的战略，在版图扩张的过程中，如何进行错位发展？如何满足初创类企业、成长型企业、成熟型企业的不同需求？广东金融高新区也可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划，比如部分区域满足一些总部型企业或新兴业态企业的需求，引导前期进驻的企业向产业链高端环节进军，而即将开发的区域，可规划一些用人量较大的企业，也可尝试引入一些民营企业进行产业运营，开设一些定制化楼宇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