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服务外包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所设目标，承接离岸外包业务执行额年均增幅保持40%左右，今后服务外包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近日，财政部下拨5.4亿元专项资金，以支持我国2013年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服务外包产业是我国承接国外有关企业非核心业务进行管理经营的一种现代服务业，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大学生就业能力强等特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出口结构、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扩大国内消费。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副司长万连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6年以来，在一系列鼓励政策作用下，我国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增长迅猛，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增长点。2007~2012年业务增长了近20倍，2013年1~6月同比增长39%。根据服务外包产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所设目标，承接离岸外包业务执行额年均增幅保持40%左右，服务外包今后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面对全球外包浪潮，中国服务正渐行渐近。
政策支持助力外包发展
数据显示，2008年~2012年，我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由46.9亿美元增长至336.4亿美元。2013年上半年，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273亿美元，执行金额193.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40.8%和39.7%，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服务外包快速发展，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支持密不可分。万连坡指出，近年来，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9]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0]6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复函》(国办函[2013]33号)，给予了税收减免、培训和资质认证补助、公共平台建设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各部委从工时制度、教育试点、放宽股权限制等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多方便；地方政府积极性也很高，除了下力气落实中央政策外，还进一步探索创新，在引进人才、孵化培育企业、加强国际宣传、促进在岸外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自2007年起，中央财政设立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资质认证，鼓励开展服务外包人才培训等。
7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并拨付专项资金达31.5亿元，其中支持企业人才培训22.52亿元，补贴服务外包企业新录用大学以上学历的员工培训达51万人次；支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1.25亿元，补助培训人员达25.15万人次；支持企业获取国际资质认证2.53亿元，支持认证项目1264项；支持21个试范基地城市服务外包公共平台建设5.2亿元，平均每个试范城市累计享受中央财政资助近2500万元。
万连坡特别强调，要把服务外包作为一个产业来推动，形成包含财政、税收、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政策在内的完整、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
中国须跨越5年关键期
在离岸外包业务中，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港是主要市场。2013年1~6月，我国承接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外包执行金额依次为47.1亿美元、32.9亿美元、24亿美元和23.3亿美元，占执行总额的24.3%、17%、12.4%和12.1%。对日外包同比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近20个百分点。
万连坡表示，我国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发展潜力较大，但与此同时，产业的国际竞争也愈发激烈。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正进行新一轮产业转移和调整，许多新兴国家和地区都将服务外包作为了发展机会和发展重点。而我国人力等资源成本又不断上升、汇率变动加速。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人才、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市场潜力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应对挑战”。印度是博士生，那么中国还是小学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这样比喻到。他说，从纵向发展来看，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承接商，发展速度很快。但横向相比，我国服务外包还存在小、散、乱、差的现状；我国喜欢追求大而全，而国外更加注重精细化；同时我国仍缺少外包中介红娘。而印度在欧美等国的留学生达到几百万，他们熟悉了解国外市场，成为连接印度与国外市场的桥梁。现在，中国是承接世界外包最好的时机，如果未来3~5年发展不起来，不但会受到欧美等国外包回流的冲击，而且还会被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外包国家所赶超。”魏建国不无担忧。他认为，现在我国发展服务外包有足够的支持政策，但是仍未被很好地利用，有些企业要么对政策知之甚少，要么浅尝辄止，没有持之以恒。
文思海辉公司副总裁刘京誉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我国外包发展已进入深水区，有很多事情不是企业所能完全解决的，而是需要来自政府高层的力量和智慧发挥作用，需要国与国之间的谈判，需要高层之间的沟通协调。”
刘京誉建议，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信息服务业市场，相应地，我国政策层面是否应与美国沟通，引导其向中国开放外包市场。他说，很多在华发展的大型外资企业，往往将外包业务发往本国或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政策层面应争取将其留在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