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京交会上发布的《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达1100亿美元，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完成额为238.3亿美元，占全球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的23%，占国内服务业比重为13%。
服务外包产业对于经济转型升级、大学生就业以及环保意义重大，因此中国政府自本世纪以来对该产业给予高度重视。
然而，中国服务外包在多大程度上能与世界接轨、满足主要发包方的需求？跨国企业如何看待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环境？
绕不开的印度
谈起中国的服务外包，必然绕不开另一个接包大国――印度。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向记者表示，之所以把印度作为我们对比的主要参考对象，关键在于印度在发展服务外包方面确实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IDC曾在2007年预测，中国服务外包将会赶超印度。
据IDC分析研究，2011年中国服务外包交付能力已经超过印度，然而规模与核心竞争力和印度相比还有差距。
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是以政策为引导的。产业集中度还需进一步提升。”倪光南说。
2009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远超印度，有8900家。2010年已经超过1万家，而印度大约只有三四千家外包企业。
随着中国政府大力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很多中小企业加入这个行列。总数加大，领军企业所占比例就相对减少。目前，中国服务外包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0.3%，领军企业只占1%。
所以，在政策方面我们不仅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同时更要注重对龙头企业的培养。”倪光南建议。
从规模化优势方面来看，中国服务外包的整体利润率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据倪光南介绍，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利润率总体水平不高，平均利润率只有8%左右。而对于服务业来说，规模越大，利润率越高。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等原因，成本相对较高，利润率较低，也由此拉下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率。
相比之下，印度服务外包供应商集中度比较高，尽管仍以中小企业为主，但产值比重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大企业产值约占总量的60%。从人员规模上看，印度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人数占到服务外包总人数的70%~80%。
与中国外包最早只是被动地等候单子、以销售为驱动相比，印度人则主动出击，以市场为驱动。他们十分注重关系管理，把原来局限的接发包商服务系统扩大，直接把发包商发展成为自己的投资伙伴。
服务外包归根结底是服务，而服务有两个核心：关系管理和沟通交流。关系管理是了解和挖掘客户的实际需求与潜在需求，这是服务市场的难点所在。挖掘出来以后，要不断地和客户沟通交流，不断完善、提高客户的满意度。这是印度几十年来中高端服务业务比中国做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倪光南说。
跨国企业怎么想
京交会举办期间，在一场服务外包产业城市发展峰会上，面对几位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市长的激情招商推介，海辉软件集团公司执行董事长孙振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眼中的中国服务外包是个烧钱的产业：各地政府为此付出的资源和心血跟收获不成正比。”他似乎并不太认同中国政府对待外包人才的培养和吸引方式。
海辉采取运营全球化、内容多元化的模式，在中国、美国、日本都建有交付中心，其中有8个建在中国。
专业而充足的人才尤其是中高端人才是服务外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面对服务外包城市市长比拼的拥有高校、职业教育学院、科研院所数量以及每年培育的服务外包人才数据，孙振耀说，其实企业不关心产出多少人才，而关心有多少人才能进入服务外包产业。如果一个城市培养的人才都进入到其他产业去，并没有进到服务外包产业中来，再厚实的教育资源又有何用呢？”孙振耀说。
一些城市为招徕充足的外包人才，频频亮出环境宜居”的名片，又对外包人才落户、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给予极其优惠的条件。
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孙振耀强调：对于服务外包人才来说，他们看重职业生涯发展机会。他们不会一辈子满足于做一个程序员，而职业发展空间并不等同于人居环境。”
一个程序员在工作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成为中高端人才之后，如果看不到晋升空间、不能如愿升职到企业信息中心主任、项目经理等中高层的话，他就会考虑换一个城市或者国家。好的产业环境更重视业发展空间，这也是留住稀有人才的重要因素。”孙振耀说。
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曲玲年则建议,政府或园区在招商时不妨仔细阅读跨国企业的需求。进入离岸市场的关键是满足用户需求。”曲玲年说，满足用户需求，需要与国际发包商保持一致的企业运行制度和规则，发包商不可能单独为中国设定一个规则。读一读跨国企业的评价标准十分必要。”
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
跨国公司乐意将许多非核心业务发包到成本较低的中国，但若要将企业重要的数据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显得犹豫而谨慎。
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保护、互联网国际出口检查仍无法全然满意。
日本去年地震海啸之后，著名的ICT综合服务供应商富士通想将灾备中心转移到其他国家。在提到是否可以转移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表示这要打个问号。
中美史克在2009年曾想把IT业务转移到中国来。但由于知识产权执法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及中国在信息安全方面还未立法，导致评估无法统一，此事也就此搁浅。
其实，中国企业并非像这些发包商所担心的那样不成熟。
微软自1995年起就将软件前期开发项目交由中国企业完成，至今未出过任何问题。
曲玲年说，中国企业只懂做、不会说，不像印度企业那样，非常善于宣传。他建议发包企业要将做得好的解决方案告诉买家，在宣传人力资源成本、生活成本优势的同时，还要告诉国际买方：我不仅有人才，本地还有市场需求；我们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地方立法和法规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