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服务外包》杂志社发起并承办的第四届全球外包大会”于2011年5月21日至23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
全球外包大会”是全球服务外包领域最高层面的国际外包会议，致力于整合国际外包资源，总结国际外包发展规律，推动全球经济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球服务外包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全球服务外包承接中心、交付中心，培育全球服务外包品牌企业。
5月22日22:00，马鞍山市南湖宾馆。由《中国服务外包》杂志社组织的数十家媒体采访团专访了专程前来出席大会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目前，我国服务外包离岸合同执行额的95%集中在21个示范城市，但本届大会却选择在非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马鞍山召开，在您看来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魏建国：如果讲原因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要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像马鞍山这样的二三线城市，以前靠拼资源，拼廉价劳动力，拼消耗作为推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城市在中国太多了。如果像马鞍山这样的城市，能够通过服务外包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意义重大。
把第四届全球服务外包大会选择在马鞍山召开是寄托着很大希望的，希望马鞍山能做出一个样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中国，像马鞍山这样的城市有好几百个，如果他们能够改变以往的观念，改变以往的发展方式，在产业的调整、转型、升级方面做好的话，那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我们国家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都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史上都能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把全球外包大会选择在上海、杭州、南京或者大连也不是不可以，这些城市各方面条件也都具备。但是把这届大会放在这儿，确实是对马鞍山本身是个推动，对我国今后服务外包能不能在这种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发展，这都是一个历史的最大机遇和挑战。
记者：您认为发展服务外包是否对城市有所选择和要求，还是说在所有二三线城市都能够发展服务外包？魏建国：根据我长期以来的工作经验，发展服务外包需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
一是人才条件。像印度的班加罗尔、台湾地区的新竹、美国硅谷，都集中了大量的人才。比如硅谷是以附近一些具有雄厚科研力量的美国一流大学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知名大学为依托，以高技术的中小公司群为基础，并拥有思科、英特尔、惠普、苹果等大公司，融科学、技术、生产为一体的人才的集中谷地。在中国，我们称之为人才洼地”。
马鞍山能不能成为人才的洼地”，我看可以。虽然这里本身大学不多，但是附近有南京、杭州、上海这样的人才集中区。
根据我的工作经历举个例子。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羊皮出口基地不在内蒙古、青海、西藏或者新疆这些中国畜牧业发达的地区，而是在浙江嘉定。全国所有的皮夹克十张有九张的皮在这里出产，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皮制鞋子和衣服也是出产自这里。
作为中国来讲，要想打造服务外包，就像当初我们发展加工贸易一样，将成本降下来。我们现在成本要比日本、韩国及欧盟等国家低廉。有这样一个说法，五个做服务外包的韩国大学生的工资相当于一个日本人，一个半到两个日本人的工资相当于一个美国人，而中国五个大学生的工资才相当于一个韩国人的工资。
当然，仅仅有人员工资成本还是不行，还要有技术成本。这点很关键。大连为什么能做好服务外包？就是不仅仅有低廉的人力成本，还有较高的专业技术人才。大连的特长是日语很好，所以大连软件园首先选择引进日本企业。目前，在大连软件园里面大概200多家外资企业中，120多家来自日本，30多家是韩国的企业，剩下的是欧美企业，这说明大连的路子走对了。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中间人”，或者叫做发包人”。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得比较晚，对国外市场的了解比较少。我们要接包，但是包从哪里来？这就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所以安徽省一定要加强学习，加强这一块。
学习先进理念很重要。2004年我去赣州给赣州12个县市领导做报告，当时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但是他们有印象后，边做边了解，现在其出口加工区的产值已经快超过南昌了。对不熟悉的东西我们如何理解？
不是说全部了解完了才能去做，一定要边摸索边探索。大连发展服务外包的经验是可供参考的，目前南京、杭州等地的发展也很快。记者：马鞍山做服务外包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魏建国：马鞍山发展服务外包最大的瓶颈是人才。这个人才不是一般的人才，还需要加上一个限定，即有思路的人才”。
现在马鞍山如果是依照自身的条件来培养人才的话，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服务外包产业转移的时间就是5-8年，如果这个时间段马鞍山抓不住，那这个机遇就被其他地方抢走了。所以首先应该做好马鞍山人才积聚的问题。
记者：那么人才怎么吸引呢？
魏建国：人才吸引最主要的就是靠当地的环境和政策。当前，现在世界服务外包发展都在转移，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包括菲律宾都跃跃欲试。他们依靠语言优势，抢在中国之前吸引了一批服务外包业务。同时，这些国家也派人到美国学习，然后牵线搭桥。他们知道中国很快会迎头赶上。因为中国如果知道自身哪一项不行就会加倍努力，比如说以前中国的英语人才缺乏，现在中国英语已经赶上来了，中国的电子信息技术也在加强。
目前，一些新兴服务外包国家的政策很得力。比如韩国，研究人员到韩国去后，个人所得税全免，避免了双重征税。
记者：马鞍山人才弱势，那你觉得马鞍山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在哪儿？魏建国：因为马鞍山离人才中心比较近，到南京、杭州、上海都很近。南京禄口机场基本上是马鞍山用得多，而且现在马鞍山南北铁路特别是公路比较发达，一般二线城市很少有这样的，所以马鞍山既有二三线城市弱的那种特点，又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加优越的地方。我再次强调，发展服务外包，人才具备，环境具备，十全十美不可能，机遇永远是第一的。好多跨国公司，韦达，IBM，Citybank、摩根史丹利，还有英特尔，人家都看着你怎么做。
马鞍山这个工作刚刚开始，要想做下去，也就是五年、八年，如果做得好，打造成服务外包基地，不仅是对马鞍山或对安徽，对全国来讲都是有深远意义的。举个例子，中信在全球有9万多人，研发中心在南京，有大概8000多人。他们不仅把南京的，甚至把全国IT毕业生都吸引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把人才吸引住最关键，马鞍山如果把人才吸引住，有了人才就有思路，解决问题就有出路。许多城市并不是先天就具有齐全了发展软件、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都好像陷入一种服务外包发展白热化，很多地区大跃进式的发展，但是好像有的城市也几乎不考虑自己有没有具备自身的条件，最后可能是劳民伤财，您怎么看？
魏建国：发展服务外包首先要结合本身的条件，第二个要认准目标。服务外包有很多种类，我们到底发展哪几种？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多头就容易分散，所有力量集中在一个方面就比较有力。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哪怕一种。
日本不是做大做强，他们是做专做强，做精做强，也就是做别人不可替代的。日本有一家做手按键的公司，世界上所有的手机揿键都是他们做的，他能做到揿几千万次，这是很小的公司，才一百多个人。做精做强是不容易的。
记者：除了领导转变观念以外，其他地方做得好是有产业为依托的，马鞍山现在具备这种条件吗？
魏建国：我觉不完全需要产业依托，因为服务外包是卖智慧，卖主意，它不要资源，也不要机器，就是靠思路。我讲的是IT，包括金融服务都是这样。做得很好的是大连、杭州、西安，当然现在上海外高桥、苏州昆山都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记者：马鞍山与地理位置比较近的南京都在发展服务外包，这两个地方的发展会不会存在抢业务这样的恶性竞争？
魏建国：服务外包的发展不区分省市，人才需要的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不仅仅是高工资。
记者：现在服务外包很多城市做都是做一类的，是不是他的想法或者说中国官员过多会追求数字，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官员不管从上到下都有数字化概念，包括GDP考核最基本的，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魏建国：有一些，最主要还不能怪他，他主要是对整个世界的服务行业不了解。
记者：这会不会造成一种现象，外行的人做这种内行的事，内行的人却没资格做不了这
个事？
魏建国：不会，如果外行做内行做不成，为什么？他不懂。主要是让外行搭建一个平台，内行去想办法，比如多找几个接包人。他告诉你赶快招一些大学生，或者组建一个，干脆把一个外包公司放在这儿来，外包公司很少，五六个人，他自己招一帮人做这个，他很快，然后给你钱，交多少税，最后他把利润拿走，这就很行了。这个更好，更简便。
记者：中部和中西部地区，本身经济水平比较弱，他们要做这块需要规避的是什么？需要考虑的主要方向在哪里呢？
魏建国：主要方向就是吸引人才。
记者：西部地区把人才留住的几率跟概率是很小的？
魏建国：是。但是中西部地区做好了，比如说有些政策上面的优惠，工人的工资优惠，他不见得就能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情况。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多时间，也给了很多优惠政策，现在证明那个地方确实是发展起来了。要把人才留住，我认为这个马鞍山要考虑用人制度方面的改革。
记者：各方面的理念都要转变？
魏建国：本身从领导来讲要转，包括吸引人才企业的观念也要转。
记者：但是现在领导一般都是五年一届，会不会出现新官不理旧事，在中国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
魏建国：有这种状况，我完全同意你，但是方向不会变。中国跟其他国家最大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历届政府的方向都不会变，只是有些程度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的变化。不像美国，美国因为是两党执政，执政方针会完全相反。中国政府这几年，你看哪个城市不是朝着发展方向走。方针是固定的，城市是发展的，历届政府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换届的情况存在，但发展是不会变的。
作者简介
魏建国，男，汉族，1947年3月生，江苏省镇江市人，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8月至1970年7月，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学习。
1984年11月至1988年12月，经贸部二局干部、副处长。
1988年12月至1992年9月，驻加蓬使馆商务参赞(正处级)。
1992年9月至1993年4月，经贸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
1993年4月至1994年5月，外经贸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
1994年5月至1997年6月，挂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经贸厅厅长、党组书记(正司级)。
1996年2月当选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五届党委委员。
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外经贸部西亚非洲司司长。
1998年8月至2000年2月，外经贸部人事教育劳动司司长。
2000年2月至2000年6月，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兼人事教育劳动司司长。
2000年6月至2002年1月，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
2001年6月至2003年3月，外经贸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03年3月至2008年4月任商务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中纪委委员。
来源:<中国服务外包>录音整理/ 彭立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