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潜力巨大，已经成为国际外包的重点发展领域，仅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就已达21 0 0亿美元。在人民币持续升值大背景下，随着人力成本对我国金融外包特别是离岸金融外包的制约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如何依托大国经济优势，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路径，有效破解成本因素对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约束，是目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成本约束
近年来，我国金融外包业呈稳定发展的态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以上，并出现了华道数据这样位列IAOP2009年全球外包100强这样的大型本土金融服务企业。然而，我国金融服务外包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低，与印度、菲律宾等国相比，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状态。
根据麦肯锡的统计，2008 年中国金融服务外包规模已达48 亿元人民币，不及美国同时市场规模的8%。
同时，与印度等服务外包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竞争力偏弱：从企业规模上看，我国大部分金融外包企业仍是100人以下的小企业，而印度前10名外包企业人员规模多在1万人以上，销售额是中国最大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规模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从企业效益上看，我国外包企业年人均创造的收入只有1万到2万美元，而印度外包企业则达5万美元；从组织管理上看，中国企业专业资质普遍较低，在排名前30的软件公司中，仅有20%的企业获得了CMM4或5级认证，国际领先软件外包企业这一比例高达80%以上。
金融服务外包能够大规模跨国展开，实现基于比较优势的人力成本节约是其最主要的因素。由于金融服务外包通过一根电脑线卖全球”，只需要人脑＋电脑”。在人力成本、语言环境、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决定金融外包产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人力成本是基础性的因素。
尽管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力素质要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低人力成本衍生的巨大市场需求不仅可以吸引这些国家庞大就业大军中素质最高的一部分群体，而且有效激励通过联合办学或国际交流培养新一代外包人才。因此，外包特别是离岸外包发达的国家既可以是人口素质普遍低于中国的印度，甚至可以是政治局势比较动荡的菲律宾。语言环境、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等对于外包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尽管能够影响发包方对东道国的选择，但如果基于人力成本的节约能够更多削减企业的营业成本，这些因素都将成为企业发包东道国选择的次要方面。
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之所以落后于印度等国家，从根本上源于成本，特别是人力成本方面的比较劣势。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远远优于印度等国家，法律体系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步健全，再加上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金融服务外包的生态环境并不逊色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真正制约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短边因素是人力成本。作为世界最发达的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承接方，印度的人力成本只有我国的一半不到，特别在一些与金融服务外包相关的高收入职位薪酬水平明显低于我国。根据美世咨询2005年的一项调查，中国项目经理、金融分析师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年收入分别为23400美元、13200美元和13457美元，而印度分别为10000美元、8400美元和10277美元。人力成本的巨大落差和语言上的优势，使得印度在承接欧美金融服务外包方面占得先机。
同时，由于印度整体人均GDP仅为我国的一半，再加上充足的人力资源供给、完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印度金融服务外包特别是离岸外包相对于我国的绝对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离岸和在岸金融外包成本的影响
所谓人民币升值就是人民币购买力增强，在表现形式上是对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上升。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快速提升，使得相同数量人民币可以购买更多的外国的商品和劳务。由于改革开放等制度创新对我国生产力释放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再加上人民币国际化等货币金融战略的推进需要本币长期升值预期的配合，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长期性趋势。
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我国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的成本约束将更加显现，在岸金融服务外包则由于进口成本的降低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中小企业在成本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
（一）人民币升值将提高出口成本，进一步削弱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竞争优势。金融服务外包行业是人才密集型产业，人民币继续升值，人力成本上升，将增加软件外包的成本，并且造成以美元结算的外包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外包企业效益。比如，作为金融服务外包的一个主要环节，由于成本上升，软件外包业的经营利润将受到很大影响。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软件外包的利润将降低0.7个百分点。由于中国软件外包业务平均利润率大约在25%左右，普通中小服务商的利润率则小于10%。
在人民币升值因素驱动下，随着加薪潮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涨，中国金融服务外包的人力成本上升势头还将继续发展，产品价格将继续攀升。离岸外包的驱动力在于可以使发包企业节省30%～50%的成本。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这种驱动力将越来越小，中国绝大多数外包企业赖以生存的价格优势将减小甚至不复存在。事实上，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中国和印度金融服务出口的市场占有率的差距一直在拉大，2000年，两者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0.08%和0.35%，2008年则为0.10%和1.34%。
（二）人民币升值将降低进口成本，推动在岸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快速发展。人民币升值可提高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金融服务进口成本，改善贸易条件，有利于推动我国在岸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当前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仍以在岸外包为主。从国内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来源国看，到2010年，我国在岸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市场高达500亿美元，而离岸金融业务流程外包仅为50亿美元左右，二者之比为10:1。与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相比，我国在岸金融服务外包将更多的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正效应。
从供给方面看，人民币升值在降低进口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服务外包商提升效率，降低报价，有利于激励发包方加快非核心业务的剥离，推动在岸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快速成长。从需求方面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的估值水平和投资吸引力，海外跨国金融机构和国际大型服务外包提供商将扩大对中国市场的介入以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成果，再加上最具有成长性的新型市场经济大国经济背景，我国在岸金融服务外包的整体市场容量将迅速扩张。对于在岸金融外包，人民币升值将具有更多的正效应。发展在岸金融服务外包，既可突破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成本陷阱，跻身国际金融外包产业链的顶端，又有利于我国金融业做大做强，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强大的金融支持。
（三）人民币升值将抑制我国中小外包企业的成本优势，倒逼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业优化升级。金融服务外包的驱动力在于可以使发包企业节省30%～50%的成本。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而带来的金融服务外包成本的逐渐提升，企业势必要提升价格。然而，由于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以中小企业为主，大部分业务来自日本和韩国的中低端项目，欧美业务主要是从跨国公司驻中国机构承接的第二、第三包等转包业务，定价权旁落。
据IDC统计，中国对日外包价格在过去10年间下降了30%。这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外包企业赖以生存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小甚至不复存在，只有那些拥有核心竞争力，也就是更具创造力的外包企业，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大背景下才有更多的生存空间。人民币升值将作为一种外在的压力，将倒逼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优化组合，推动企业组织的大型化和高端化，通过市场对接、产业对接、需求对接，不断提升产业能级。
三、对策建议
（一）把握机遇，重点开拓在岸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在岸金融服务外包既面临着金融服务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又有外包成本下降所引致的利益驱动因素，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大力发展在岸金融服务外包企业，需要金融发包方、承包方和政府等多方参与，形成合力。
首先，积极释放金融外包有效需求，着力培育发包市场。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要将外包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积极剥离后台服务等非核心业务，大力削减经营成本，从需求方面推动在岸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
其次，壮大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提升在岸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能级。金融服务承包方要有效把握在岸金融外包市场需求扩大所形成的市场机会，通过技术引进、离岸转包等形式尽快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资质的企业，形成一批有影响、有规模、有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品牌企业和品牌产品。
第三，政府应在职能范围内积极参与、主动作为，重视与金融服务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沟通，在税收、人才、土地等多个层面进行政策倾斜，营造金融服务外包的良好发展环境。
（二）扬长避短，实施离岸金融服务外包细分市场差异化竞争策略。依托世界最大新兴市场的支撑，以及与发达国家人力成本的巨大差距，尽管形势严峻，但如果外包企业能够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我国离岸金融外包产业在某些细分领域依然具有赶超印度等外包强国的实力。
首先，强化对细分市场的把握能力，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及亚洲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的优势，巩固在这些市场上的传统优势；抓住欧美在华金融机构本地化经营的战略机遇，深化与其母公司在离岸外包方面的合作，强势介入欧美服务外包市场。
其次，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离岸金融服务转型升级。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可针对我国服务外包分散化经营、抗风险能力差等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势企业进行政策指导和扶持，推动其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第三，改变贸易结算方式和手段，尽可能采用本币进行支付和结算，合理规避汇率风险。
（三）强力补缺，加大金融服务外包人力资源开发力度。人力成本套利是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动因。比如，2005 年, 德意志银行将研究业务外包给印度。如果雇用一位华尔街分析师的年薪至少为25 万美元, 而具有同样资质的印度分析师索要的年薪一般不会超过2 万美元。然而，这种工资套利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东道国必须具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才。尽管印度的文盲率和极端贫困人口都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但该国却拥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科技人才储备库和占全世界30%的软件开发人员。
当前，人才素质因素已成为制约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一个短板因素，虽然人才储备丰富，但精通英语、技能精湛的高端人才极其缺乏，无法形成规模优势。
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国际先进技术和全球化的理念，积极探索符合我国金融服务外包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训体系，形成以企业为核心，政府、学校和科研单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科学有效的人才激励体系，打造适应我国在岸和离岸金融服务外包要求的国际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队伍。
文/ 郭建斌 （经济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来源:《中国服务外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