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数据，2010年，虽然我国的领军和成长型企业服务外包（110家样本数据）营业总额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14.3%），但是人均营业额为2.34万美元/人，这一数值远低于国际大型服务外包企业的平均水平，而且几年来一直没有改善。加之成长型企业的总营业额增长大幅放缓，离岸业务额绝对值出现下降，总体人员规模也略有下降。
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人力成本高企等问题正在给企业造成困扰；另一方面，整个国际经济不景气，美国等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能力薄弱，导致获得离岸业务的难度变大。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进一步蒙上阴影。如果不利形势进一步深化，可能会带来国内服务外包产业的调整，这需要引起整个产业重视。
服务外包的产业发展环境，与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国内很多服务外包企业，迫切需要实现业务转型，需要向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攀升，需要通过提升交付能力来获得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以上是《ChinaSourcing》编辑部的约稿函所提内容，尽管文字不多，大概也道出了近期离岸服务所面对的问题和隐忧。
几天前TCS中国首任CEO林先生从美国过来拜访买家，约时间与我见面聊聊。起先我们谈到了2007年TCS在中国市场首个大型金融项目遇到的问题与应对失当，以至于其后数年TCS在中国市场业绩平平，远没有达到创建合资公司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目标。之后我们又针对中国离岸服务企业群体，在美国市场的境遇和对策做了探讨。
其实今年四月，我陪同商务部领导访问新加坡时，曾拜访过TCS亚太区总部，应该说对其近期发展有了解。经林先生略作说明，还是颇受震撼。截止到今年十月，TCS的员工规模已经超过20万人，2011-2012财年营业收入目标100亿美元（人均单价超过5万美元），较上一财政年度同比增长20%以上。
我特别向林先生询问了TCS在美国的发展情况：4月，在新加坡TCS亚太区总裁潘迪先生曾说，TCS在美国大约有1万人？”林先生说：我们在美国的当地雇员大约是1万人，从印度公司循环派美国到岸工作的雇员，一般会维持在1万人上下，加起来我们在美国的员工总量应有2万人左右。”
谈话期间我也特别请林先生，就中国服务企业在美国市场面临的问题给一些建议。我与林先生已有七年多的交往，所以我们之间的意见交换十分坦诚。林先生认为：面对美国市场，中国除缺乏一个有效的行业组织之外，中国企业还有两个核心瓶颈问题：其一是缺乏美国到岸市场拓展能力；其二是没有积累出针对美国行业市场的核心技术及解决方案能力，使得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相比，基本不具备行业市场竞争力。
我们两人都同意，中国的在岸市场是未来中国企业的市场母地。离岸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首先，在美国到岸市场，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相比在交付能力方面，仍有着巨大的差距。NASSCOM在美国市场的活动能量，短期内中国不会有类似机构可望其项背。仅就我们两国第一梯队服务企业作对比，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未发生变化。十年前，我们企业规模在三、五百人的时候，印度企业规模为六千到一万人。今天中国最大的企业突破万人的时候，印度第一梯队企业规模约为十五到二十万人。在人均单价方面，印度仍是我们的两倍或更多。究其原因如下：
（1）降低环节成本
尽管在产业发展初期，印度政府反应十分迟缓。但1990年之后，在NASSCOM的帮助下，印度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均围绕着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展开。印度政府免掉了服务外包产业链上除个人所得税外的全部税收，包括：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软件和服务进出口环节税、服务企业自用设备进口税。员工社会保险缴费标准在15-20%左右。
（2）压缩载体和平台成本
在印度企业高速成长期间，印度的地方政府，为企业提供了零地价或近乎零地价的园区及配套设施建设用地政策，为企业搭建载体、员工安居，提供了低成本承载平台。同时在网络与通信成本方面，印度提出了建立国家虚拟软件园区的概念，通过微波中继、卫星通信和光缆，构成了连接各企业自建园区的低成本国际通信网络。在保证网络通信质量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
（3）积蓄市场竞争资源
低成本运营，不但保障了印度企业的高速成长，同时让企业有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形成专有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能力。随着印度企业陆续上市融资，掀起了一轮并购美国市场窗口企业和技术公司的浪潮。为印度企业积蓄了难得的高端人力资源、市场渠道、核心技术及行业解决方案能力。
（4）提升目标市场的到岸竞争力
资源的有效积蓄，让印度企业如虎添翼，迅速形成与IBM、HP、埃森哲等美国一线服务企业在其主场竞争的实力。同时让印度企业的人均服务收入不断上升，企业进入了高速且良性成长阶段。以近几年的数据看，印度第一梯队企业，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年成长率，人均单价坚挺且仍有提升。
（5）审时度势逆势收购
数据表明08年至今，印度企业离岸业务，并未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在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一些印度企业抓住机遇逆势收购欧、美大型跨国企业的后台业务部门，迅速扩大BPO业务的市场份额，反而获得了意外的超速成长。
对比印度，反观中国企业，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之初，我们依靠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间接进入离岸市场。在产业的发展初期，确实帮我们的服务企业迈出了快速成长的第一步。
2001年的18号文件、2006年商务部牵头，十余部委共同推动的服务外包产业扶持政策，巩固了企业的高速成长势头，实现了首个5年十倍速的企业规模超速发展阶段。中国离岸服务外包第一梯队十家领军企业，依次在海内、外市场上市融资，并开始通过并购和自然成长，形成离岸市场目的地国到岸交付能力。仅以北京企业为例，几家领军企业合计已在美国形成了约2000人的市场和交付团队。第二梯队的100家服务企业也在本轮政策扶持下，进入快速成长期。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过于依赖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桥梁作用，也让中国企业患上了面对离岸市场的软骨病。中国服务企业主要离岸业务份额，仍十分依赖跨国服务企业的开发、测试业务的转移，许多企业，成为大型跨国服务企业的附属加工车间”和成本中心。这种低单价，按交付团队服务人数计价的业务方式，形成类似之前我国制造业三来一补”后台加工厂的服务模式。
而近几年国内高企的房价（住宅和写字楼）、不断上行的通货膨胀、高昂的信贷成本、个人所得税、高达44.1%(仅企业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统筹、不断上升的汇率等因素。在压缩企业净收益的同时，不断抬升企业的人工成本、办公物业租赁成本和财务成本，让服务外包企业的利润锐减。今天多数服务外包企业，除有效地为社会承担了扩大高校毕业生就业责任外，已无力集中资源投入研发，以保障核心技术及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积蓄，服务外包进入十年高速发展后的第一个调整期。
为此我们希望，应在以下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服务外包企业，在规模快速成长的同时，能迅速积蓄高端人力资源、离岸目的国市场渠道，加大核心服务技术研发投入并逐步形成离岸行业市场的咨询和解决方案能力，整体提升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离岸市场的到岸竞争实力。
一、建立统一的国家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拓展平台
如前所述，我们与印度最大的差别：印度进入目的国市场在先，而后将离岸业务转移回本土，形成到岸营销、交付，带动印度本土服务团队的前店后厂”模式。
中国是依靠大型跨国服务企业作为桥梁，转移离岸目的国服务业务，逐步形成的类似三来一补”的服务加工贸易模式。与印度比，我们企业对离岸服务目的国的营销能力先天不足，加上缺乏国家行业组织，我们企业的海外销售能力与印度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为此建议：集中使用国家的服务外包平台建设资金，将硬平台建设转变为软平台建设，形成离岸服务外包的到岸市场拓展平台，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奠定良好的前期市场基础。具体如下：
离岸市场宣传
与知名跨国咨询公司一起，每年形成数十篇服务外包产业研究报告。在海外有影响的力的专业期刊、杂志上以软广告方式，宣传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整体形象、国家服务外包品牌和知名服务外包企业。
应答NASSCOM研究报告中对我国产业的失实描述和诟病，让全球买家有通畅的渠道，真实的了解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现状和快速成长中的交付企业的实力。
推动离岸产业交流
将服务外包产业和优秀服务企业推介工作，做到离岸服务目的国去。根据之前北京和大连的经验，到岸的推介会议，针对服务买家的路演，针对证券市场投资人的说明会，与目的国现地行业组织、工会组织、政府主管机构、立法机构的交流沟通，都非常有意义。
定期参加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行业会议，用优秀企业的服务案例去影响买家；举办国际服务外包交易会议，邀请全球500强买家参会，为服务企业搭建沟通平台。
与各国行业组织合作、吸引有经验的行业专家和海归来华工作、促成海内外买家与卖家之间多向交流，目标是将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交付能力，推销到海外去，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
与政府协调离岸服务政策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就服务外包产业定义、统计口径、企业认证、行业政策等进行梳理，形成一套有效的互动机制，创新建立适应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解决方案。
协助国家就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立法
为国家法律研究和立法机构，提供先行国家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立法的相关信息，研究这些国家的相关资料和法规范本。邀请海外相关的法律专家，来华与我国的法律研究机构和立法机构交流。
启动本土市场
帮助政府和国企买家，逐步建立CIO职位设置。引进国际一流服务外包咨询机构，帮助国内服务买家学会如何外包业务、如何管理供应商、如何控制委托业务的质量。帮助政府和国企建设类似硬件采购的流程、供应商筛选方法、服务评价标准、采购定价机制、制定质量标准、保障买家的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保护买卖双方权益的操作流程。
关于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资源，也是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瓶颈。有效的人力资源供给能力，是产业高速发展的引擎。制定产业的人力资源战略，引进海外优秀服务外包人力资源训练机构和服务目的国人力资源标准，与国内教育机构、社会训练机构及服务企业一起，打通离岸服务的人力资源供给瓶颈。
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拓展平台
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拓展平台，应与离岸市场上游戏规则并轨。在国际市场上，由行业组织出面代表企业做整体市场拓展工作，是通行的规则。其效果远优于今天各地方政府在海外市场上打头阵、招商推介、各自为战，大量释放南辕北辙的产业数据，让买家一头雾水，无所适从的局面。
国际通行规则：服务外包首先是国家品牌，而后才是领军企业品牌，再其次才是地方城市品牌。缩短我们与印度市场能力差距，应是尽速建立离岸服务外包的到岸市场拓展平台，这也是国家服务外包行业组织的基本工作责任。
二、加强前端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的海外资源并购
本轮的欧洲债务危机带动的欧美经济下滑，为我们创造了继08年金融危机后，又一次收购海外服务外包资源（服务窗口企业、行业服务技术公司、大企业后台业务部门等）”的良好时机。让服务外包企业的海外资源并购，享受与矿产、石油等资源类海外收购相同的国家政策和政策性银行（如国家进出口银行）低息优惠贷款。利现有的出口贴息政策，给予进一步的贴息支持，让服务企业在海外的核心资源并购成本最小化。
给予服务外包企业自有外汇的支配权
随着规模较大服务外包企业，在离岸服务目的地国触角的延伸，他们设立在海外的分支机构（或收购的现地企业）规模快速壮大。以北京为例，排名前十的中国离岸服务企业，在北美、欧洲、日本和印度，合计已有2000人以上规模的到岸市场、营销和服务交付团队。这一部分员工的人均单价，一般在10万美元上下，同时他们又会为在中国本土的团队，带来1比10左右的离岸服务订单。
在北美一般用周薪或半月薪方式支付员工工资，而国内限于外汇管制的原因，企业用外汇支付海外雇员薪酬的最短审批流程为45天，如此就迫使企业不敢将海外的外汇收入汇回国内。以北京为例，应有超过两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滞留海外，这不但减少了离岸收入规模，也给企业带来内、外财务管理的账面差异，给海外证券市场做空中国上市企业留下了口实。
建议：建立针对这部分服务外包企业资质认证机制。经认证的企业，可以在外汇管理局指定的银行（如中国银行）设立外汇现汇账户。每年在预算内（可在前一年的年末，由企业提交，经商务部门和外汇管理局批准来年的外汇收、支预算）自由支配其自有外汇收入。
三、合理压缩离岸服务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我国的社保体制是统一缴费标准，即企业应为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为税前工资的44.1%，员工个人应缴纳社保公积金为税前工资的22.2%，合计为66.3%。员工退休后，国家按照届时社会平均工资的20%支付养老金。也就是说，企业员工平时的社保缴费多寡与退休后领取退休金数额关联不大。由于服务外包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远高于制造企业，故此服务外包企业的人均社保缴费负担，会2-3倍于制造业企业员工。与印度企业15-20%的社保缴费比例相比，同一级别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工资相同的情况下，我们企业的人力成本平均会高于印度15-20%，这直接制约了我国服务外包企业的价格竞争力。
为此建议：对离岸服务外包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给予相应的折让，在保证人均缴费金额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的基础上，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或采用先缴后退的方式，合理负担社会保障积累。
四、鼓励地方政府支持企业自建园区及配套设施
随着服务外包企业规模的迅速壮大（由1万人向10万人规模迈进），大企业自行建设服务外包产业园，将是今后的一个主要趋势。而员工的住宿问题，尤其是刚刚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住宿问题，一直困扰着员工和企业。服务外包，应是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有机的融为一体的项目，即无锡和成都的产成一体”建设思路。近两年服务外包企业用人成本高企，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是通货膨胀和高房价。
为此建议：鼓励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在支持大型服务外包企业建设产业园的同时，配套建设用于员工自住的白领公寓，以解决大学毕业新入职员工前五年的住宿问题。之后，随着个人收入的成长，其住宿问题可转由市场上的商业地产解决。
五、将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项目扶持计划
离岸服务外包的核心竞争力，是基于行业服务的核心技术和整体解决方案能力，这也是我们与印度企业相比最大的弱项。未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能否实现规模与交付能力（掌握的行业技术和较高的服务价格）的同步高速成长，将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核心技术的研发上。
为此建议：将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研发项目，纳入国家科技项目扶持计划或列入核高基”计划。通过国家与企业五到十年的共同努力，培育出一批，收入超过50亿美元、人员规模超10万人、人均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领军服务企业，形成与跨国服务企业如IBM、HP、埃森哲、富士通、NEC等，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进行竞争的能力。
（本文来源于《chinasourcing》杂志中文版2011年11月刊，作者为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服务外包工作委员会高级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