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以及与信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的互动，带来了一场服务业革命。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服务业的发展模式，而且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各国经济、产业、技术的发展模式，成为决定各国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服务全球化与外包的巨大外溢效应，使新兴市场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路径成为可能，传统的线性产业升级路径一再被打破。中国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具有多方面优势，面临承接服务外包和参与后危机时代世界产业大重组的双重黄金机遇，需要选择正确的开放战略，找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突破口，助推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我国选择服务业跨越式升级路径的可行性
我国面临服务全球化与外包蓬勃发展的新机遇
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在经历了一些局部调整后将会重新启动，并呈现新一轮逆势扩张新趋势，服务全球化与外包成为重中之重。服务外包日益被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战略和商业模式引领世界产业与管理革命潮流，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一是外包日益向研发、销售、管理、咨询、物流、客户关系等高端环节渗透。二是IT和金融服务外包占据主导，IT与金融业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还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的离岸趋势。三是继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之后，知识流程外包(KPO)展现出巨大潜力和升级空间。KPO主要包括市场调研、投资评估、业务咨询、法律服务、软件设计、专利申请、芯片设计等研发业务，充分展示了服务外包高端化的趋势，虽然起步较晚，但其高速成长和纵深拓展的空间十分巨大。四是离岸服务外包大大拓宽了服务贸易的内涵和外延，加快了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升级。五是未来服务外包还将呈工业化和产品化趋势，必将助推其走向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大大提高外包竞争效率。六是一些跨国公司在调整外包业务布局同时也在拓展服务外包的深度和广度，加剧了全球外包行业重新洗牌和分化的态势，并掀起服务外包领域跨国并购重组的新高潮。总之，后危机时代，服务外包业务结构、方式、内涵等都将全面延伸和升级，更重要的是它将孕育催生新一轮产业组织、商业模式和管理的全方位革命，种种因素为我国服务业跨越式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契机。
我国具备推动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基本条件
我国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参与服务全球化、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一是拥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态势和巨大的市场。二是拥有相对稳定的金融体系及巨大的储蓄、外汇资金。三是庞大的制造业创造着巨大的服务需求，使我国对跨国公司保持着较强的吸引力，成为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承接离岸外包的最重要支撑。四是拥有质优价廉而且十分庞大的综合人力资源优势，包括部分中高端科技管理人才。五是拥有较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较强的信息技术产业。六是由于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有着良好的开放环境和创新意识，在制度创新和特殊功能区域开放开发方面走在前列，具备在服务业领域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基础。七是国家鼓励服务外包的政策措施逐步完善，20多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外包基地甚至是区域战略基地。
推进我国服务业跨越式升级也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生产性服务普遍较为落后，制约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和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的步伐。我国生产性服务缺乏专业化的中高端服务供应商，多数还是制造业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式的自我服务，在境内外没有有效的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水平低，整合利用全球资源能力差。二是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我国服务业整体管理水平不高，行业管理比较分散，法律法规不配套，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不够，在服务发展中地方分割和行业保护等问题都还非常突出。缺乏充分的竞争和开放公平的市场准入机制会严重制约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的水平和成效。三是高层次人才缺乏，企业运营成本过高。从事现代服务业和承接外包服务所需的高素质人才紧缺，人才使用成本增加太快，部分行业中高级人才成本已接近发达国家的一半。服务企业的成本优势不突出，员工费用、厂房费用、咨询培训费用、税收都比较高。另外，我国在服务业开放、公共服务、中介服务以及发展的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开放理念、商业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与差距，制约着我国参与服务全球化和世界产业大调整的进程和效果。
总之，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看，我国走开放条件下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路径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在多方面具备可行性，既是适应工业化和向服务经济转型一般规律的必然趋势，也是抓住未来服务业全球化和后危机时代世界产业大调整黄金机遇期、加快实现经济模式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我国服务经济实现跨越式升级的战略选择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将实现服务业开放式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突破口
一是全面创新发展理念。我们必须发扬过去抢抓机遇的意识，顺应新的时代潮流，强化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树立服务业开放式发展与升级的新理念，全面创新我国的经济发展路径。我国要实现服务业跨越式升级，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积极参与服务业全球化进程，走开放型经济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二是将服务业开放式升级作为重塑整体产业链、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重点，把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服务业开放跨越式升级作为优化重组整体产业链、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把参与服务全球化与培育服务业内生增长创新能力有机结合。三是将服务业开放式升级作为我国经济模式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在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互动中显著提升服务业增值水平，并与大力发展绿色节能降耗新技术、新产业相结合，顺利实现我国向绿色经济转型的突破。四是以上海、北京、深圳等中心城市服务业跨越式升级为样本，引领我国经济模式转型进程，顺应服务经济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要求高的规律，充分发挥东部中心城市和有较强辐射带动效应的中西部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五是以服务业开放式升级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服务业已成为现代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源泉，同时还在创新中发挥重要组织领导作用。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把我国向服务经济转型与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实施积极主动的服务业开放战略
第一，实施大外包”战略，突破简单跟随式发展模式的陷阱。一方面不断完善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政策措施，提高承接和吸纳能力，拓展外包市场和接包方式，逐步提升接包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本土企业服务外包与分工协作，推动各行业龙头企业分离非核心业务，逐步实现从自我服务向第三方服务再向专业服务运营商序列的升级。
第二，实施新的引进来”战略，加强战略联盟与合作。一是完善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建立规范的服务业投资准入制度，积极稳妥地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二是加快研究出台规范服务业并购的政策，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服务业的重组，推动垄断性服务行业改革的深化。三是尽快出台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行业导向政策，将研发、信息、金融、物流及供应链、市场营销与专业服务等我国比较薄弱的生产性服务业列入优先鼓励的范围，加大优惠政策支持力度。
第三，加快实施服务业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世界服务业大重组。我国应积极与国外开展跨国投资、并购与各种合作，优化重组自身产业链价值链，使之成为服务业跨越式升级的一条新途径。
第四，扩大服务进口，改善我国服务供给的质量。一是直接参与服务业离岸外包进程。二是积极加大高水平生产性服务的进口力度，对于比较薄弱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允许跨国公司向我国进行跨境交付的业务，提高生产性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和升级。三是通过多双边渠道积极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强服务贸易促进交流活动，逐步提高自由化便利化程度。
第五，推进特殊经济功能区先行开放，引领服务业跨越式升级进程。应选择一些中心城市作为扩大服务业开放、率先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先导示范区，允许其在相关改革开放方面先行先试，探索服务业开放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同时，充分发挥各地各类特殊功能区的开放先导作用，鼓励建立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示范基地，探索建立综合型自由贸易区或自由港，创造与国际服务业接轨的小环境，全面提高我国服务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
第六，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台在承接服务外包和服务业开放领域的合作。CEPA和EFCA的签署和实施与内地服务业首先向港澳台开放，为内地承接服务业转移和加强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服务业合作提供了特殊的渠道。可以借鉴制造业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首先吸引港澳台地区增加值较低的生产管理、财务结算、物流、产品设计等环节介入，并逐步加强与其在金融、商贸、会展、教育、卫生等高端领域的合作。
坚定推进服务业改革，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
我国要抓住新一轮服务全球化与服务转移外包的机遇，必须全面推进从宏观到微观的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由于一些服务业领域更多涉及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更需要选择以渐进式开放促改革的路径，实现由点到面、点面结合的制度创新。重点是选择一些有条件的经济特区、国家开放先导区和其他特殊功能区，推进从法律制度到政府职能、中介服务和微观制度的先行改革，率先打破行业垄断和壁垒，创造新的市场化规范化营运环境。同时，辅之以面上的配套改革。通过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打造中国式班加罗尔”，辐射带动我国服务业乃至经济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再创我国产业跨越式升级的新辉煌，顺利实现我国经济模式的全面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