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邵东在全国率先推出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对抓获现行犯罪行为的市民给予现金奖励；两年之后，邵东再次推出社会治安商业化运作”，保安服务公司员工抓获犯罪嫌疑人将获得2000至10000元的奖励。（9月16日，《潇湘晨报》）
早在邵东率先推出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时，便在全国引起了有关见义勇为商业化”的广泛质疑和热烈讨论。时隔两年之后，邵东再次推出社会治安商业化运作”之举，有人称此举是见义勇为商业化”的升级版，比前次更大胆和更彻底，再度引发广泛质疑，质疑的焦点在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公安机关的职责，这种职责能否外包，公权被商业化运作是否会导致公权私用，是否意味着公权力存在不作为渎职呢？
依靠民间力量进行社区治安管理，邵东并非孤例，早前有媒体对宿迁的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曾有这样的介绍：宿迁,每个居民楼下都有志愿者。文中说：送奶工、送煤气工、保洁员、物业管理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人，成为公安机关延伸开去的触角。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随时收集每个角落的治安信息。正如当地治安官员所说：他们要发动一场人民战争”。通过织就这样的一张严密的社区治安网，当地治安得到明显改善，由此可以证明，群众力量参与社会治安并未引致公权的滥用。而事实上，早在今年六月，中央高层领导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继承和创新群众工作作为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法宝，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搞好社会管理”。由此看来，这样一种群治群防”的社安治安管理模式是可行的，那么只要外包的社区治安不参与到行政执法而只是治安防控，那么这种模式可以看做是群防群治”的精简版。
有声音质疑这种商业化外包会影响公权形象，其实这种担忧是大可不必的。公共服务之所以称其公共，正是在于其公共性和公益性。从邵东社区治安外包实践来看，社区治安外包并不意味着公权力的私权滥用，也并不意味着社区治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缺失。社区治安的承包者并没有治安的执法权，只是协助公安机关进行防控，只要坚持这个原则就不影响公权的私权滥用。其次，从表面上看，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间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务，但实际上公共部门通过购买民间力量的服务，使这种服务最终呈现为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承包者的业主单位是公安机关，服务主体是广大民众，承包者是以公安机关的业务合作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不会影响这种公共服务的性质。在已经初见成效的宿迁，虽然声称为志愿者服务，但其实也是要通过用更高奖励吸引更好志愿者”，从这一点讲，邵东与宿迁虽然在形式上的选择不同，但实质上却是殊途同归。
通过这种服务外包是否就能说明公权力的不作为渎职呢？宿迁之所以要发动这样一场人民战争”，是因为当地治安形势的复杂，公安警察力量不足，在这样一种紧迫形势之下，他们发现了志愿者的力量， 社会治安管理主体由公安机关拓展为人民群众”，主体扩大，相当于警力倍增，有些事情本来警察可以做，但志愿者可以做得更好”。邵东县此次进行社区治安外包尝试也是治安形势所迫，并不能说明公权力存在不作为渎职嫌疑，相反，按照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社会公共服务应该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通过这种社会服务外包，能够给公共部门提供足够的空间，将公共服务更加精细化和人性化。
当然，这也还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提示，对于这样一种承担社会治安的公共服务都可以选择社会外包形式，并能证明其效果是明显，那么在另外一些社会服务和管理方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放开步伐，引入社会力量呢？比如放松垄断行业的管制，比如教育领域民间投资的鼓励。通过这种方式，既能让公共部门有空间提供更多的精细化服务，同时也是打造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