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法律外包产业近年来逐渐从一个实验性行业发展成为全球法律业务的主流。由于能够提供低成本的优质服务，看重利益的华尔街银行、矿业巨头、保险公司和工业集团纷纷聘请印度律师从事书面审查、尽职调查、合同管理及其他业务。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律师对这一行业的态度开始从排斥转向接受，一些人更是转战印度，积极开发当地业务资源，从事法律外包服务的管理工作。
印度法律外包业务初具规模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且受到经济衰退带来的法务成本控制的压力驱动,印度法律外包业务增长迅速且前景向好。根据印度咨询公司Valuenotes的统计数据，印度法律外包公司的数量已从2005年的40家激增到2009年底的140多家。印度法律外包公司的收入今年将增长到4.4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38%，到2014年将超过10亿美元。
为了赢得更多客户，提高业务水平，印度法律外包公司正积极招募西方经验丰富的律师。以往不愿到印度工作或反对法律事务外包的西方律师正在重新评估该业务。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职业项目主任戴维·威尔金斯称，法律服务外包不是一个暂时现象，而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他认为，客户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压力日益增加”，而且各大公司将信息技术工作等外包到印度已经司空见惯，接下来自然是法律服务外包。还有一些西方律师称法律外包可能会影响西方年轻律师的成长。
由于印度人力成本和消费水平较低，许多法律外包公司虽在全球各地设立办事处，但其大多数员工在印度。这使印度形成了一个巨大、年轻且以英语为母语的律师队伍，其外包企业收费只有西方律师事务所的1/10到1/3。
西方律师看好法律外包业务
虽然目前进入印度外包公司的西方律师人数并不算多，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业务从传统的律师事务所流入印度，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印度法律外包公司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的薪资待遇与美国主要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区中型律师事务所相比很有竞争力。同时，印度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外包公司还往往赋予高管一定的股权。这些都让西方律师心动。
曾担任纽约州助理司法部长的克里斯托弗·惠勒过去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纽约市的法庭辩论上。如今他供职于新德里Pangea3法律外包公司，管理着110名印度律师。他们以很低的成本从事以往由美国刚刚执业的青年律师承担的初级业务。
由于本国律师事务所一直在压缩人员，削减招聘计划，将法律业务外包在西方仍然具有很大争议。但这并不能阻止转向印度外包市场的西方律师的步伐。Pangea3公司就接到大量美国律师的简历，公司常务董事格雷格·麦克珀林说这些简历多到不知该如何处理”。
莉亚·库珀是矿业巨头力拓的前法务总监，今年2月她离开该公司，成为CPA Global公司的法律外包业务主管。后者是全球外包法律支援服务领先供应商之一，在欧洲、美国和印度都设有办事处，目前拥有1500多名律师。库珀表示，她计划在未来一年里，在印度新聘数百名律师。她说，她在力拓最先提出将像文件审查这类工作转给法律外包公司，因为外包公司的确做得很好，法律外包公司真的是法律业务的未来。”
挑战依然存在
总部设在伦敦的全球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在新德里南部设立了知识中心办公室，有30名印度法学院毕业生为其工作。中心主任马克·福特说，事实证明，作为一个行业，很多基本的法律支持工作可以在境外以低成本顺利完成，而且没有质量问题”。但是，传统法律服务的优势及现有制度规定正在对法律外包服务的未来发展形成挑战。
规模越大的公司需要的法律服务越高端，而法律外包企业往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法律服务。通用电气公司副总法律顾问珍妮·达申佐表示，即使要付出不菲代价，公司仍将继续去大公司找律师寻求法律帮助，这些律师中有各领域的专家、世界级思想领袖和最好的诉讼律师和调解律师。另外，相关制度规定与法律外包服务的发展仍不相适应。印度法律不允许印度法律外包公司雇员给予西方客户法律意见。然而，目前印度法律外包公司已在执行很多美国律师事务所初级律师的职能。
不过，西方律师行业对法律业务外包的接受程度正在逐渐提高。那些跳到法律外包公司的西方律师虽然各有初衷，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因，就是在外包公司能够建立更多业务，并从事管理工作。
谢利·达尔林普曾是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公司的合伙人，2007年她辞职来到印度，成为UnitedLex公司全球诉讼业务部高级副总裁。该公司是一家在美国、英国、以色列和印度设有办事处的法律外包公司。她说，法律外包行业起初是由企业驱动，企业推动律师事务外包来节约成本，如今西方律师事务所开始接受这个行业，并为其带来很多管理创新。例如，西方律师事务所要求印度法律外包公司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律师团队，并提出可以根据客户公司业务量来签署合同的建议。
不过，并非每一位西方律师都能够很好地适应印度环境及法律外包工作。一些人主要是难以适应身份的转变和业务的转型。例如作为诉讼律师，一些律师多年来几乎都在独立工作，如今要过渡到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尚有一定难度。据估计，大约5%的西方律师因不能适应改变而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