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巨头裁减预算中国软件外包业借机上位

　　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中关村软件园内集中着国内最大的几家软件公司：东软、中软、博彦科技、文思创新、软通动力等，多年以来，这些公司的经理和工程师们每天想的都是如何从比自己强大的印度竞争对手手中攫取更多利润丰厚的业务，现在，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和萧条可能正在为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

　　自去年底，花旗集团便开始在全球裁减数万名员工，但是在其位于大连的软件技术中心至今却仍然在忙于招聘新人。不过，这些新增的就业机会并不是由花旗直接招聘，到目前为止，东软、博彦、软通等几家国内大的软件外包服务公司都已与花旗初步接触，按照惯例，其中的两家将有望获得这笔业务—从自己的企业派遣400名员工为花旗提供服务。不仅如此，另一家饱受冲击的金融企业瑞银集团也计划在中国扩大其外包业务的规模。

　　仅仅在两年前，情况还完全不是这样。长期以来，凭借着技术、语言以及时差方面的优势，印度企业一直占据着全球软件外包行业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塔塔、萨蒂扬、维普罗等巨头把持着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的数据和业务流程的外包业务。然而在去年底孟买恐怖袭击和今年初印度第四大外包企业萨蒂扬曝出丑闻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将目光转向了中国。

　　“金融危机之后，500强企业纷纷来文思考察，这是我们此前不敢想象的。”文思创新董事长兼CEO陈淑宁对《环球企业家》说。在2月24日刚刚公布的2008年业绩中，这家软件外包企业的营收达到了创纪录的1.027亿美元，相比2007年增加了63.7%。

　　突围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发轫于2001年，但最初的发展规模并不大，在2003年陈淑宁创立文思创新时，行业的整体发展仍然较慢，几乎没有一家软件企业能够突破1000人的规模瓶颈。事实上，直到2006年前后，中国软件外包行业才获得了质的飞跃。当时，商务部推出包括北京、上海、无锡、广州、西安等在内的首批20个“双百双十”外包示范城市，加强对软件外包产业的政策扶持。在这种环境下，各个城市都为软件外包服务公司开出了极具诱惑力的优惠措施。

　　与此同时，IT外包的传统大客户—国际金融巨头也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06年底，《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颁布，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外资银行转制为本土法人银行的条件之一便是将自己的数据中心迁至内地，位于大连的花旗软件和技术中心正是为适应新的要求应运而生。到了去年，随着外资银行获准开办借记卡业务，对于数据服务的要求也随之继续加大。为了节省成本，很多外资银行都将数据业务外包给国内的软件企业和IT服务提供商，花旗中国便将自己的借记卡业务数据中心外包给了银联数据中心。后者是银联公司成立于2003年的中国最大的第三方银行卡账户处理商。

　　另一个推手直接来自竞争对手印度。多年以来，印度外包企业一直头疼于越来越高的工资水平、通货膨胀以及员工流动率过大所导致的产业成本上升。而到了2008年，恐怖主义爆炸案则为印度软件产业蒙上了一层至今未散的阴影，即便是印度信息技术中心班加罗尔也未能幸免。

　　最终，这些都成为包括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跨国公司青睐中国的原因。“他们也希望找一些备份的国家。”陈淑宁解释说。同时，很多已经在中国尝到甜头的金融机构则开始尝试将数据中心和其它非核心业务的外包更多转向中国。现在，花旗银行在大连和上海的两家技术中心的分工相当明确：前者负责花旗亚太区的基础性辅助工作如工资单、对账单的输出，上海数据中心则从事一些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的系统开发和数据维护工作。而汇丰在上海和广州的两个数据中心，其业务也不仅仅局限于支持中国大陆。

　　成长的烦恼

　　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软件外包公司来说，接下来的问题仍然相当艰难。

　　首先是严格的资格认证。印度的大多数软件公司通过了IS09000，国际质量与CMM质量体系等多种行业认证。虽然最近一两年中国软件与服务外包企业也开始重视质量认证，但仍有较大差距。而客户注重规格质量的特点在外包领域却尤为明显。“为了检查‘确定’和‘取消’两个按钮是否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们甚至会直接用尺子在电脑屏幕上量。”一位业内人士说。

　　即便是获得认证资格后，要想获得客户的信任仍然相当困难。2006年，软通动力便开始接触瑞银集团，试图争取其外包合同。当时，瑞银出资从世界上最大的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商维普罗请来工程师，给软通动力的相关人员做有关瑞银业务系统和外包工程的培训。培训过后，软通动力将瑞银要求的560多个业务流程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再给瑞银确认。

　　在繁复的流程之外，软通动力还必须能够向瑞银所要求的外包中心提供符合瑞银要求的员工—最初的岗位要求是金融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首批36名员工则全部经历了瑞银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两轮面试。而当软通动力最终获得了瑞银验收之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如今，软通动力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开发区的研发中心已经超过了100名员工，负责处理瑞银在东南亚衍生品、固定收益产品等等的业务分析等工作。

　　另一个让人头疼的是软件外包公司的利润。通常情况下，金融企业的外包业务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低端的包括信用卡信息录入、呼叫中心和客服中心，高端的则包括应收应付账款处理、后台系统清算对账、企业客户的年金和利息收入计算等。目前，几乎所有中国的软件外包公司最主流的业务模式便是出卖低端的劳动力：向发包公司提供人力，由对方管理研发和运营维护工作。相比印度承接项目，依靠自己独立研发后卖软件的外包模式，国内所承接到的仍然是利润率较低的低端业务。不过陈淑宁却对此颇为乐观：“相对于印度在语言上的优势，中国外包企业在软件研发方面也有一定的竞争力，因为中国人更擅长做产品，而不是提供人力服务。”

　　此外，中国软件企业多年以来的老问题仍然制约着外包业务的发展：人才。在中国，相当数量的工程师都能够看懂英语，但面对面的沟通能力却严重不足。同时，尽管中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但是行业内的企业却呈现出小而分散的特点，中国最大的软件外包服务企业东软集团大约为1万人的规模，其它则分别在千人上下，而提供高度集中、专业化的服务却正是跨国金融巨头们所青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