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网站3月10日登载了马杜里·辛格发自达兰萨拉的题为《“流亡藏人”：身处险境的一代》的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2006年冬天，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酷寒的日子里，扎西和两个朋友经过长途跋涉，从安多县的游牧点赶到了拉萨。在那里，他们给家里人打电话告知，他们将穿越边界前往印度的达兰萨拉，去见达赖喇嘛并接受教育。家里人很担心：除了可能在逃离时被抓之外，3个男青年还要翻越无数白雪皑皑的关口，艰苦行程长达一个月之久。他们都不满20岁，每人花3000元请“向导”带他们去尼泊尔，在那里投奔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难民接待中心。
尽管危险重重，但3个年轻人还是抵达达兰萨拉，见到了神圣的精神领袖，进入了一所为18岁以上流亡者开办的特殊学校。不过，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他们都在3年后辍学。他们找不到工作，靠领取救济维持生活。他们的处境体现了印度流亡藏人50年来的生存状态：流亡领袖由于害怕丧失文化特性而实行自我隔离，整个群体并未融入印度社会。许多年轻流亡者迫不及待地想要返回汉人统治下的西藏，或者离开印度前往其他任何国家。
自我隔离找不到工作
扎西仍然只会讲藏语和一点点汉语。他在西藏没有上过学。他说，在达兰萨拉，“我只凑合学习了两年。我学不好外语。因为我不懂印地语和英语，所以找不到工作。”
即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难民(也就是在印度出生长大的藏人)也不容易找到工作。藏人政府开展的藏人人口调查显示，失业率高达75％。31岁的德通晋美从昌迪加尔大学肄业，3年后才在藏人政府找到现在的这份工作。他说：“我认识的许多人都没有工作。每年有大约1250名藏人毕业，但政府只能为其中5％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失业问题要追溯到第一批移民，也就是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来到印度的大约8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既没受过教育也不懂任何技术的牧民，只能从事修路等低收入的工作。数千人被分派到印度南部和东北部的荒无人烟的丛林地区，受训成为农民。后来，有些人通过销售传统手工艺品来补贴生活。不过，绝大多数人随同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定居。他们无法融入当地经济。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找到一些零活，或者在路边摆摊做起了小生意。
当时，新移民并不在乎生活有多苦。他们已经习惯于艰苦的生活，以为自己很快就会重返西藏。然而，50年过去了。由于期望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境况也有了明显不同。由于积极致力于教育，流亡藏人（目前总数约为13万人）的识字率不断提高，19至25岁藏人的识字率为99％。有些人上了大学，但在就业时需要与人数众多的印度毕业生竞争。许多人最终充其量只能在美容院、餐馆和旅游行业工作。
被印度人看作寄生虫
年轻藏人深感与印度社会格格不入。晋美说：“许多印度人把藏人看作寄生虫。他们看不起我们。我告诉这些人，藏人军队曾在1971年战争中在格尔吉尔与印度人并肩作战。他们驻守在锡亚琴冰川（抗击巴基斯坦军队）。”晋美说，他的祖父曾是印度政府下属的一支秘密部队的成员，他对此感到骄傲。不过，他说：“我还是觉得我们没有归属感。”
产生这种疏离感的原因之一是，藏人政府当初决定为藏人学生设立单独的学校，以保护藏人的语言和文化，结果导致了明显的语言和社会隔阂。在不久前的一次游行队伍中，2000名藏人当中能看到几张白人面孔，但除了运送抗议者的出租车司机之外，现场没有一个印度人。达兰萨拉的居民维奈·夏尔马说：“他们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说，他与许多藏人“关系不错，但我没去过他们的家。几乎从未有过通婚的现象”。
尽管大多数藏人有资格在印度取得公民身份，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因此，他们很难购买土地和房产，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他们在印度谋生的难度。益西说：“印度政府向我们发放了居留证，每年都要换发。就我而言，每当换发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必须为重返西藏而努力。”他们不想成为印度的一部分。然而，许多人并不反对到美国或欧洲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异乡土地上的异乡人
就留在印度的无所事事的年轻无业藏人而言，失望和不满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许多人迷上了大麻。的确，滥用药物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致流亡政府实施了戒毒项目。官员们禁止销售烈性酒，包括西藏传统的青稞酒。他们还设立了为瘾君子的家人提供资助的计划。
毒品问题只是流亡藏人领袖最忧心的问题，更广泛的危机是藏人民族特性的丧失。几年来，印度经济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藏人离开了印度各地的35个流亡藏人聚居区，前往大城市的呼叫中心和企业谋职。藏人领袖担心这些年轻人可能会远离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而这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他们煞费苦心才成功保留下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50年后的今天，藏人群体的凝聚力催生的却是内心只属于西藏的一代人。他们仍然是异乡土地上的异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