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影响不是很大。”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滨海新区工委副书记、天津开发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李勇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今年1~2月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投资额逆势而行，不降反升，同比增长31%。“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内资企业的投资。这两年内资企业投资增长的比例更大，外资虽然也在增长，但是增幅不如以前。”李勇说，“由此我们把过去比较侧重外商投资调整到现在的国企、民企、外企投资并重”。
在商务部最近关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总指标上，作为中国最早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天津开发区连续11年位居第一名。这两年天津开发区又提出构建“中国新经济平台”的概念。
李勇说：“基于天津开发区已有的产业基础，并根据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过去的发展思路，提出了这么个概念。”“‘新经济平台’就是外据资源、内升动力，承接新的经济要素、承接新产业，促进新产业的发展，由过去单纯的投资拉动向依靠科技、人才拉动转变，由消耗资源向致力于科技带动转变，根据形势变化和产业发展，调整和完善我们的投资环境。具体的经济发展思路，是做好‘二二二三四’”。
李勇告诉记者，第一个“二”就是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存量’是现有的企业工厂，‘增量’是吸引新投资。”
第二个“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要由过去单纯的制造业为主，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时继续做大做强我们原有的制造业。过去我们的二三产业比重甚至不到二八开，这两年我们逐渐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李勇介绍道，天津开发区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是基于老产业基础上的生产型服务业，另一个就是ITO、PBO等外包服务业，还有金融服务业。
第三个“二”是投资拉动和科技驱动并重。“由过去单纯的投资拉动向致力于人才、科技拉动转变，同时坚持‘两个轮子’、‘两个驱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三”就是坚持外资、国资、民资三资并重。
“四”就是除了开发区以外，还有东西南北四个拓展区。
天津开发区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外包服务业是其重要引擎。“天津是商务部批准的全国第一批外包服务基地城市，我们开发区又是基地城市示范区，为此我们专门制定了《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李勇说。
“在财政上，我们每年大概要预算一亿人民币作为支持服务外包业的扶植资金。此外还有政策支持，鼓励外包服务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对企业租用办公室和研发地点进行补贴，返还外包服务人才的个人所得税，给人才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像我们建了很多白领公寓等等。”
李勇给记者举例道：“天津开发区的服务外包主要是ITO、BPO，去年计算机和软件服务营业额增长1.9倍，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产业导向。像腾讯在我们那儿投资好几亿美金建了IDC，大概能容纳10万个服务器，这是中国北方最大的IDC。”
在谈到和全国其他外包服务基地有什么区别时，李勇说：“你说索尼的电视机和夏普的电视机有什么区别？没有太大区别，都是电视机嘛。所以从大概念来讲，都差不多。差异主要在于市场分布，我们面向的是环渤海、京津冀市场。”
“另一个差异，就是我们的特殊优势———我们原有的制造业基础，这是我们的强项。去年我们制造业销售额大概是3700多亿人民币，对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很大。”
“此外，我们和北京优势互补，在吸引人才方面得天独厚。除了天津本地的大专院校优势，我们的企业成本和生活成本比北京低得多，随着京津两地高铁、高速公路的开通，很容易能把北京大专院校的人才吸引过来，可以说在人才库(0.7,0.00,0.00%)方面我们占优势。”
为了更好地发展服务外包业、改善投资环境，李勇指着开发区的规划地图对记者说：“我们把开发区最后一块宝地规划建成了服务外包产业园，不搞制造业。同时和大连软件园公司合作，合资开发建设服务外包基地。大连在国内的软件外包领域做得比较先进，我们同它合作，有利于吸取经验、吸引客户。”
当问道会不会同国内其他外包服务基地产生同质竞争时，李勇答道：“我们的定位既不是低端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比如呼叫中心项目，也不可能和北京、上海等去争高端市场、高端项目，我们基本上定位在中端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