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雄伟: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兼中国会长，亚太总裁与省市长国际合作大会执行主席，全球外包大会执行主席，兼任美国共和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国际财务管理协会驻华首席代表。
从制造业中心到研发中心
郑雄伟认为全球服务业的大转移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第二个重要阶段。目前，全球跨国企业有80% - 90%还有进行服务业转移的需要。中国抓住了全球第一次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现在中国要抓住全球第二次产业转移的机遇，成为全球办公中心、服务中心、研发中心。
四川航空杂志：现在许多的经济学家、跨国企业、媒体都在谈论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全球服务业的转移，请问您对这个趋势有什么具体的看法。
郑雄伟：全球产业转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第一次是全球生产制造业的大转移，第二次是全球服务业的大转移。目前，服务产业大转移备受关注。服务产业转移，得益于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海底电线电缆、数字办公等重要的技术革命，在此前提下，服务业的转移成为可能。而国别间劳动力成本及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重大差异，又使服务产业转移非常迫切而有利。目前，全球跨国企业有80% - 90%还有进行服务业转移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其增长速度已经开始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服务业也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
跨国公司是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引领者，主要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和离案外包等形式将服务业转移至国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从2003至2005年，全球服务业吸收跨国投资额为4355亿美元，占全部跨国投资的58%。其中，金融业比重最高，占20%；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比重为16.7%和7.6%，分居第二、三位。此外，2004--2006年间，服务业跨国并购额累计为11575.1亿美元，占同期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58.5%。其中，金融业是跨国并购最活跃的部门，占15.5%；居第二、第三位的分别是交通运输业和商务服务业，比重为13.9%和13.0%。可见，以金融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体系是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
从国际直接投资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相互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转移也在逐渐增加。中国的服务业开放时间并不长，但世界已经将服务业投资的目光转向中国，并且其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良好的市场优势已使其具备了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基本条件。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达138亿美元，同比增长58.2％，占实际吸收外资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30.6％上升至43.2％。
四川航空杂志：您觉得谁能够从中受益，又应该怎么样才能从中受益呢？
郑雄伟：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会受益的，当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全球产业转移造成影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四川航空杂志：那么您觉得这样的转移机会对中国来说是否重要，应该怎样抓住？
郑雄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抓住了全球第一次产业转移的机会，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现在中国要抓住全球第二次产业转移的机遇，成为全球办公中心、服务中心、研发中心。
我国吸引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批相对廉价而质优的劳动力资源，其中不乏高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吸引外商投资形成相互依托；津、沪、穗等沿海发达城市凭借良好的开放环境、政策为其他省市起到带动示范作用。但也应看到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仍比较低，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存在问题，并且影响到我国承接服务国际转移的规模和质量。首先，我国所吸引的服务业主要是饮食、通讯、物资供销等传统服务业，而涉及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现代服务业的承接仍然比较少，信息产业、化学产业、资源开发等在内的众多高科技产业所占比例也不高；其次，高端科技领域的服务业人力资源特别是复合型、国际型的高素质人才相对不足；再次，某些领域的服务业外资进入仍然比较困难，例如电力、通讯、铁路等传统垄断行业。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日益活跃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当在认真分析自身条件利弊的基础上改善服务业投资环境，为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四川航空杂志：其实说到抓住服务业的转移机会，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最近非常流行的词汇——外包。您是外包问题的专家，也曾经出过多本论述外包方面的著作，请问您觉得外包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作为一个地区或者是企业应该怎么样在外包浪潮中受惠。
郑雄伟：目前，外包发展在技术层面上，包括计算机、网络、通讯等方面的障碍已经克服。但外包业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及发包国经济发展状况，另一个是接包国的服务及产品提供商的人才质量、服务产品质量、企业诚信度、企业管理水平。
在外包合作中，企业可能以三种角色出现，发包方、接包方、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企业。发包方的收益主要来自于节约生产成本、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接包方的收益主要是增加就业，增加商业机会，形成新的发展增长点，拓展新业务；游离于两者之间的企业，则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中受益。无论企业还是地区要在外包发展中受惠，都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和优势，尽快和国际接轨。而对像中国这样的接包国来说，承接服务外包，能够促进白领就业，增加GDP，增加税收，形成绿色环保产业。服务外包对服务业和生产制造业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服务外包在未来一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川重建中的契机
汶川大地震给四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对于四川的灾后重建工作，郑雄伟从产业结构等方面谈了他的真知灼见。而对于四川的首府成都，郑雄伟认为成都本身就是外包基地城市。作为首批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之一，成都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外包基地，还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
四川航空杂志：在5.12地震中，四川受到重创，而刚好在4月26日您亲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考察，可以说对四川非常有感情。四川在地震中许多工业都受到了重创，您能否为四川今后的经济，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招商引资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郑雄伟：地震发生以来一批批工业企业已经逐渐开始恢复生产。但在重建的工作中还应注意相关问题。首先，应继续保持成都、德阳和绵阳核心工业区的地位，将重点工业安置在上述地区，有利于带动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鼓励支柱产业发挥优势。地震发生前，水电业曾是四川最具优势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汶川地震的发生不应改变四川在这一资源种类中所拥有的优势。然而保持优势并不是盲目扩张，盲目设立水电站，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慎考察科学规划，保持当地的生态平衡。再次，尝试建立产业园区或产业聚集区，集中资源优势，利用集群效应降低成本。同时，应在科学评估震后影响的基础上，发展灾后的急需产业。比如在大灾之后，医药、饮食、建筑建材等是与人民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应适度发展此类行业，并着眼于该类行业的长远发展，而并不是仅仅以应付目前的急迫需要为目标。
四川省的第三产业也受到了重创，而第三产业又是带动GDP增长的关键，因此恢复重建第三产业也是今后产业调整的重要课题。对于农业的恢复要坚持长短期利益相结合。首先作为满足人民粮食需求的产业，应尽快发展那些生长迅速成熟快而不失营养价值的品种，以满足灾民在震后对食品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农民增收和生态平衡为长远目标，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附加值。
四川航空杂志：成都是四川的首府，也是四川产业结构调整的“龙头“。您能否具体地为成都这个城市做出一些建议？成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外包基地，有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
郑雄伟：成都本身就是外包基地城市。作为首批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之一，成都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外包基地，还有几方面的工作要做：首先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要到位，在这方面大连、天津、班加罗尔就做得很好。另外，政府要做好宣传，打好群众基础，让市民更多地了解外包服务的优势。第三，培养企业家队伍，带动他们整合外包资源，让他们寻找外包客户、组建外包企业、招募外包人才，进行外包企业运作；第四，强化外包人才的培训。成都有很多大学，很好的人才基础，要培养他们实现和外包产业对接，加强外包管理知识、外语等培训；第五，建立外包国际平台。通过外包国际平台，实现外包接单、交易和信息沟通；第六，做一些大型的外包活动，加大外包宣传力度，聚焦国际外包宣传。
合作铸就未来
郑雄伟作为著名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亚太总裁协会的全球执行主席，对于企业和地方的合作自然有着独到的经验和见解。面对一些不同的城市定位，采取不同的合作导向，在合作当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双方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整合，确定各种有效的合作战略。
四川航空杂志：作为亚太总裁协会中国会长，对于亚太总裁协会在中国的活动，您有什么期许？
郑雄伟：亚太总裁协会十分关注在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我们见证了中国在亚太及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在迅速提升的过程，在与中国合作过程中，我们与中国政府和企业共同分享了这一成果。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中国的活动，建立世界各地的省市长和总裁间国际合作的有效桥梁，同时希望我们的活动能让省市长和总裁在思想、战略等方面得到启发，让参与者得到想得到的经济合作资源。
四川航空杂志：亚太总裁协会致力于建立省市长与总裁间的长效稳定联系机制，促进亚太地区总裁与地方行政高官交流与合作。作为多家政府和企业的顾问，您能否为我们举实例谈谈，这样的合作能够为双方带来什么，又以怎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合作最为合适。
郑雄伟：亚太总裁协会进入中国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建立亚太地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我们在与企业总裁和政府高官的接触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企业和政府有不同的发展需求。我们认为，促进企业与政府之间良好透明的信息沟通，有助于政府科学决策，引导企业走上合理快速发展道路；有助于帮助企业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比如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起步较早的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城市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情况和许多内地城市有所不同。广州的城市发展应该是以服务外包、总部经济为突破口，在这方面我们积极配合广州市政府做了一些工作。再比如天津，目前天津的服务外包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工业发展是天津的主要基础，生产外包还是天津的发展重点，如何将生产外包与服务外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是一个新的重要的课题，我们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还有，浙江海宁市，是一个县级市，地方很小，但是完全有能力成为全球皮革生产、销售总部，我们的提议得到了海宁政府的积极响应。面对这样一些不同的城市定位，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合作导向，在合作当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双方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整合，确定各种有效的合作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