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北京市中关村管理委会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共同委托北京市软件产业促进中心，带领10家国内知名软件企业，来日本招聘高级雇员，结果十分理想，远超过我们的预计。应企业的要求，我们将于今年11月21日再次会同京、津两地的12家软件企业，来日本聘请高级IT人才回国工作。
为坚定经验者回国工作的信心，大家希望我再写一篇文章，将自己在国内和海外工作的经历加以比较，平实的记述之间的差异和得失，贡献出来供有归国意愿者参考。这也正好为我提供了一次对自己工作经历进行梳理和小结的机会，希望这份小结既能让自己对人生有所感悟和反省，也同时对大家选择将来的职业道路有所助益。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入错行就是选错了职业。以今天的情形看，无论男、女，如何选择职业，变动工作，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
我今年已经49岁了，屈指一算已经工作了整整30个年头。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的，当时人们没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准确地讲我是被国家分配做中学教师的。当时教师职业，远没有今天社会地位崇高。好在一位当时在我们那里很有点影响力的老教师，他是我读高中时的老师，很是看重我，力荐我出任初中三年级物理教师。这样顺理成章，到1977年我已是高中二年级（当时高中只有两年）的物理老师了，加上平时为学生带过数学和化学课，77年的高考可谓得心应手，顺利地进入天津大学通信专业学习。尽管没有了工资，但靠学校的助学金，完全可以维持生活。毕业时遇到了一点小难题，当时大学毕业是统一分配，由于自己有过教师的经历，学校动员我去一所新建的大学教书。那个时候，企业是我梦寐以求的目标，经再三努力，1981年12月我被分配到天津电子计算机厂,以今天的观点看是步入了新兴的IT产业。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们单位已经10年没有大学毕业生进厂了，我们自然被厂里当作了宝贝。三年的时间内我历经见习工程师、微型计算机设计室主任、科长，1984年被提升为负责全厂经营工作的副厂长。当时市场竞争还远没有今天激烈，只要肯于努力，经营业绩自然年年攀升，1987年由于业绩突出我又被提升为天津中环电子计算机公司副总经理。
中环电子计算机公司，是一家有着4000多人的国有大型企业，在中国电子百强企业中，排位40名左右。自己边工作，边读书以提高管理能力。但当时的出版水平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加上在经营、管理方面，自己是草台班子出身，尽管十分努力，仍深感力不从心，难以驾驭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恰在此时，天赐良机，IBM公司与信息产业部，签署建立合资工厂的意向，IBM公司在中国选择合资伙伴，建立其在中国的微型计算机制造厂，我所在的公司是六家被选择的企业之一，我是主管经营工作的副总理，自然也就成为公司与IBM合资谈判的代表。
这一次我突然感觉到，平时学习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经营、管理知识加上一些实际经验竟然派上了用场。我们的水平很低，但还是大大的超出了国内的其他竞争对手，我们以效率和诚信，打败了其他五家竞争企业，成为IBM公司在中国建立合资生产工厂的伙伴。
1988年1月正式进入商业谈判，1990年8月公司开业，历时两年又八个月，我有幸与IBM公司派来的十几位专家分别就：《合同》《章程》《可性研究报告》《技术转让协议》《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生产作业管理》《质量控制体系》《组织架构》《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工会》《投资与设备采购》《厂房布置》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讨，并起草了全部文件。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近三年艰苦的商业谈判，不如说是一次实战中的MBA学习。公司成立后我担任了两届、4年的副总经理，先后与IBM派来的两任总经理共同工作，将谈判期间确立的商业规则投入实际运转，这一过程对我而言，可谓醍醐灌顶，受益良多。
1994年末，我被上司调回到中环电子计算机公司的上级单位，担任投资发展处处长，但此时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机关的运作模式了。恰好一间企业要到美国建立分支机构，需要经验者单身赴美，在纽约当地创建公司、招聘人员、开拓美国业务。我的经历，被猎头公司选中，这使我处于两难抉择的境地。尽管赴美工作极具挑战性，但毅然辞去公职，在当时还是有很强的心理压力。思量再三还是选择了辞职，1995年初到了美国纽约，在世界贸易中心建立了公司，任执行总裁。一年的时间使公司运行步入正轨，找到当地人员接替我的工作，在与华尔街的许多投资公司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又学习了很多新东西。最值得一提的是增加了难得的管理美国当地雇员的经验。一年后我回到中国，遇到NEC在天津的交换机制造公司寻找有经验的高级雇员，我被录用并被任命为部长。这在日资企业中是破天荒的，可能我的履历对任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在NEC工作了六年，这为我充分理解日资企业与美资企业的差异，提供了良好的机缘。六年内，我为公司提出了《中国市场整合方案》和《股权转让建议案》，直接参与投资各方的股权转让谈判，执笔代表各方修改《合资公司合同》和《公司章程》。其间我根据对IBM和NEC在中国事业战略的理解，提出“跨国公司国际化能力，取决于其进入每一个国家的本地化能力。”的观点，并引进IBM在中国进行本地化的经验，改造NEC 由日本带来的人力资源体制，建立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并为公司培训了一批年轻的管理者。
与日本人一起工作了六年，我理解了日本人之所以骄傲的原由。在工作的认真程度和细节的精益求精方面，日本人有其独到之处。这也正是日本人将从别人处学来的东西，做的比原创者更好的原因。也正因如此，日资企业对现地人员缺乏信任，高级雇员的本地化进程步履蹒跚。作为应聘雇员，我得到了公司内现地雇用人员的最高收入和最高职位。但就个人在公司的发展空间看，已经走到了尽头，工作内容进入循环，逐渐失去了挑战性。
2001年末，尽管社长再三挽留，我还是选择了收入只有NEC三分之一的，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任副主任这一职位。北京软件产业促进中心的目标是推动北京软件产业快速发展，而具体到我的目标就是“软件产业国际化”，即：帮助北京软件企业走出国门和为外资企业在本地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相应的便利。三年的工作，为我提供了与业内技术专家和企业家深入交流的机会，与自己以往的经验相融合，使我对软件产业及软件产业国际化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实在是受益匪浅。今天当我们有能力为国内、外企业的老总们，提供咨询和建议时，当我们的观点和见解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时。我深感这一次的工作转换是正确的选择。
以人力资源的角度看，记得清华的一位教授提出过一个观点：“人一生的追求，无非是两个目标，即：做大事、挣大钱”。
我理解他所讲的：“做大事”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挣大钱”是自我价值“被市场的承认”。
在我们大学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上，节目之一是每个人简述各自20年的工作与生活经历。记得我是这样说的：自己像一片深秋的落叶，恰巧落入一条潺潺流过的小溪中，沿着溪水的路径蜿蜒曲折走过了这二十年。1987年自己曾为尊重领导，放弃深圳和香港的两次高薪工作，而机缘巧合的遇上IBM在中国发展的契机，让自己有机会系统的理解经营和管理的真谛。1990年和1994年两次放弃到政府机关成为公务员的机会，却使自己获得在美国纽约经营企业和管理当地员工并感悟美国企业文化的经历。
20年间我的收入，随着溪水的翻滚在不停的浮上、沉下。1984年当我拿到付处级企业领导的工资时（与有着近40年工龄的父亲工资持平），感觉爽！而1990年任IBM天津副总经理时，收入已是国有企业副厂长的20倍，却没有特别的感觉了。1995年在美国任职期间，虽以美国的标准领取薪金。在扣掉：所得税、房租、通信、交通和饮食费后，不知为何反而觉得手头并不宽裕。回国后，NEC是高薪聘任，收入仍不足在美国工作薪金的二分之一，可比较起来心里感觉却比在美国安定的多。今天的收入比起在NEC 的时候，虽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但由于没有住房和子女教育费的压力，生活的也很轻松、快活。顺便也想告诉大家，在北京的三年时间，放大了我的人际圈子，也在业内有了一点影响，最近我先后四次放弃了高出我现有收入四、五倍以上的工作机会。将来我的工作可能会变更，但我将注重新工作给我带来的挑战性和远期收益。
实际上，人的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是被“需求”，是被家庭需求、被朋友需求、被社会需求。你在人力市场上的价值将取决于你被市场需求的程度和你的技能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所以，人们每工作一天，在获得今天的劳动报酬的同时，也要为明天积累自己，以保证在未来仍能获取满意的收益。也就是我们搞人力资源的人讲的：使自身的人力资本增值。
人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大多数将在职业生涯中渡过，选择职业，几乎等同于选择自己的人生。我们希望自己的价值被社会认可，并以现金计价，得到满意的报酬，但我们更希望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为自己积累更多的知识、感悟和对人生的满足感，以滋养我们未来的人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