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跨向“中国服务”的路径

　　跨国公司出于对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开辟新市场等利益的考虑，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纷纷将非核心服务活动转移出来，已形成世界产业转移中一道新的亮丽风景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服务外包协会预测，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将以每年30%～40%的速度递增，到2007年将增至12000亿美元。由于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等方面，承接服务外包比承接制造外包有明显的优势，像印度、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无不高度重视这次新的世界产业转移机遇。去年，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要“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商务部也随之启动了与这一目标相配套的“千百十工程”。无疑，这是积极的应对之举。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常有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承接服务外包将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大跨越，将完成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的转变，将由服务经济取代制造经济……这类豪言壮语彰显出国人寄予这轮产业结构调整能形成新经济形态的急切憧憬。

　　然而，发展服务外包果真能较快地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跨越吗？冷眼旁观，笔者对这样“口号”、“决心”背后的现实可行性持怀疑的态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决定了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仍然是主体，“世界制造中心”的角色定位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后，我们抓住了世界制造业转移的机遇，以年均9.7%的高速增长跃身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制造业的贡献居功至伟。但按照一般的认同，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水平只达到40%左右，在“世界并非都是平的”的背景下，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制造产品的外依度过大是不可想象的，就算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保持足够的制造业比重也是大国的全球义务。更何况，我国人力资源的状况、制造业对整个经济的引擎作用等诸多因素决定了我国不能放弃继续承接制造业的转移，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现实中，常有人以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印度的服务经济主导模式来支持与此相反的观点。诚然，印度是当今发展服务外包业最成功的国家，占有全球软件外包市场总额的65%以及全球外包服务市场份额的46%，服务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近5年来持续着8%左右的高增长，经济总量上升为全球第九位，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但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制造业的整体薄弱，制造业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乏力和城镇化的严重滞后，印度同时也是当今“二元经济”最典型的国家之一，制造业的薄弱是困扰印度经济的“硬伤”。为此，最近两年，印度政府不断出台《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等同类政策文件，引导资金流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平衡产业比例，扩大就业岗位。可见，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尽管服务业发展可圈可点，仍然免不了需补上“制造业”一课。

　　另一方面理由是——发展服务外包业本身就得依赖我国制造业的充分发展，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一是制造业的充分发展为服务外包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从服务外包的两种形式——信息技术外包(ITO)和商业流程外包(BPO)在我国的发展情况看，目前大多由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形成的外资企业在承接国外转移过来的信息技术和商业流程服务。例如，上海市2004年软件出口最多的两家企业分别是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股份有限公司。但外资服务公司并非仅仅局限为母公司或国外其他公司提供服务支持，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强劲之势和制造业带动中国经济的整体繁荣所产生的巨大服务需求，即在岸服务外包的无限前景正是吸引外资进入的又一重要原因。据《中国工商报》报道，目前我国服务业共有外商投资企业7.5万户，比上年增长106%，外商看中的正是潜力极大的中国服务市场。但是，若没有制造业的充分发展，服务需求的增长就会少了“引擎”，外资服务企业就会缺少依托的根基，无根性的外资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就有转投他处的可能。二是制造业的充分发展能为承接服务外包奠定良好的基础。目前对于我国承接世界服务外包存在英语水平低、技术和管理实力薄弱、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标准等法律法规不完善、相关政策滞后等诸多障碍性因素。我们不但可以在承接服务外包转移、发展服务经济过程中不断去除这些不利因素；而且还可通过强化我国与世界企业在制造平台上已有的良好合作关系，拓宽交往领域，实现多方融合，加快国际接轨步伐，从而为承接服务外包扫清障碍。这种以迂为直的思路在发展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物流、销售、售后服务等外包服务时效果尤为突出。

　　在笔者看来，人们对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转变的迫切向往，大概源于对制造业的传统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弊端的憎恶之情。但制造业与其发展模式是不同的范畴，因发展模式的不科学而寄希望通过正在兴起的服务外包来带动服务产业的发展，从而迅速取代“中国制造”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既不现实，也有“板子打在大腿上”之嫌。其实，制造业的发展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等传统弊端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央已高瞻远瞩地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思路，依靠现代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强调自主创新，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减少、甚至消除传统模式下的弊端是完全可能的，“世界制造中心”的运行方式和内容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不遥远。

　　当然，面对新一轮的这波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如果我们的“豪情”仅仅是止于各类豪言壮语，在实践的面前永远把持“理性”的边界，笔者的的担心也就毫无必要了。但现实并非如此。如为迎接信息技术外包的产业转移趋势，各地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口号的鼓舞下，科技园、软件园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影响大点的都力争成为“中国的硅谷”、“中国的班加罗尔”，影响小点的也习惯在“硅谷”、“班加罗尔”之前冠上当地地名，摆出一副“欲与他人试比高”的姿态，以为从此都能搭上“服务外包”这趟经济快班车。而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有多少科技园、软件园有“园”无“业”，不少甚至是门可罗雀，一片萧条。可见，“服务外包至上”理念在一些地方正引发新一场“急功冒进”的资源配置浪费。这样的“新型泡沫”的出现正是我们要警惕的。

　　所以，笔者认为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努力发展服务产业无疑是正确的，但中国经济体的现状还不足以支撑在较短的时间内让“世界办公室”取代“世界制造中心”。中国经济整体要求在建设一个新型、合格的“世界制造中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服务外包业，不可因后者的过分超前发展而阻碍了前者的形成。这或许是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跨越的正确路径。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