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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足球、服装之后，软件业悄然成为了大连的另一张名片。
“偶然中也有必然。”6月21日，大连市副市长戴玉林在参加2007软件自主创新论坛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1997年，一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连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面临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大连选择了软件业。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全球知识产业向低成本、人才聚集的地区转移，如果没有这样的趋势，大连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戴玉林说。 戴玉林表示，目前，大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个新阶段，大连软件产业已经不仅是大连市的软件产业，大连将作为一个窗口，一个门户，将全球软件外包与服务引向中国，成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运营平台。 输出大连经验 《21世纪》：大连软件产业发展到今天，有哪些成功经验？ 戴玉林：大连软件业当初能够发展起来，与当时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关。 低能耗、高智商人才就业拉动大的软件业就在这时候进入大连人的视野。经过8年的发展，大连走出了一条区别于其他城市和产业发展的成功道路。《21世纪》：这些经验对于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确实是弥足珍贵的。 戴玉林：没有走过这条道路的城市，不可能有这些经验。大连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上述经验输向其他城市，大连愿意与其他城市共同发展。据我了解，大连市软件园就在与其他兄弟城市合作，包括华中、华东一些地方的软件园。 《21世纪》：大连的什么经验最值得输出？ 戴玉林：大连发展8年了，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大连软件业的许多做法，已经成为国家部委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时的借鉴。大连的官助民办的模式是很有用的一条经验，大连当年通过与东软集团、亿达(大连市软件园母公司)等的合作，解决了人才问题和发展资金问题。 《21世纪》：对于其它有志于发展软件产业的兄弟城市，你有何建议？ 戴玉林：地方政府必须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具有延续性。大连在发展过程中，大连的主政者一直支持大连市软件产业的发展，长达8年，很不容易。 《21世纪》：大连软件园帮助其他地方发展软件业，是否担心这些地方可能与大连形成竞争关系？据我们了解，软件外包企业EDS不久前就去了武汉。 戴玉林：这是EDS的选择。我们政府不干涉企业的行为。 同时，我觉得大连不会与其他城市形成竞争关系，而是会形成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大连不仅具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更有许多客户资源，但大连本地其实做不完这么多业务。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发展软件产业的时候，必须认清本地的优势。 《21世纪》：那么，大连今后的角色是什么？ 戴玉林：大连的角色是中国的软件外包门户。以前，大连有个称号叫对日软件外包门户。实际上，随着大连软件业的发展，大连的软件产业已经不只是对日外包。 大连将作为中国对外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的一个窗口。从业务分布上看，大连今后可能更多的是进行应用软件开发，进军高端的业务流程处理，而一些低端的数据处理业务则可能交给其他地方。通过这种成梯次分布的格局，才能利用中国的所有优势。 软件外包亦需政策扶持 《21世纪》：在政策制定方面，大连模式是怎样给国家提供经验的？ 戴玉林：国家部委一直十分支持我们的发展，他们关注我们的经验，我们也会反映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同时请求国家部委给我们提供支持。比如我们正在反映目前对软件外包产业没有任何支持。 《21世纪》：政府对软件产业的政策，不能用于软件外包产业吗？ 戴玉林：不能。按照规定，获得支持的软件产品或企业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而软件外包企业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国家关于软件与集成电路的支持政策就不能用于软件外包企业。 《21世纪》：获得政策支持的理由是什么？ 戴玉林：软件外包能解决就业问题，而且是解决大学毕业生这样高智慧人群的工作问题。同时，软件外包产业是无污染产业，是低能耗产业。软件外包只需要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块10平米的地方，其对社会的良性发展是其他产业不能比拟的。这样的产业应该获得更多的支持。 目前，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需要交5.5%的营业税和33%的个人所得税。尽管可以享受出口退税优惠，但需要税务部门的软件出口认证，认证程序十分复杂，许多小企业干脆就不认证了。 《21世纪》：印度目前是如何做的？ 戴玉林：印度由中央政府定政策，给予软件外包企业10年免税优惠，企业所有税收全免。这种易于操作的方式，很容易为国际大公司理解。当然，印度免企业所得税，但个人所得税必须全交。 中国目前的许多外包企业其实做的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内包。跨国公司之所以不愿意将全球的业务后台都放在中国，是因为考虑到了税收问题。如果税收政策进行改革，那么跨国企业就会把更多的业务流程放在中国，中国的软年外包企业就能做得更大。
来源:南方报业(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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