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联想收购IBM PC，海尔、华为、中兴等越来越多中国硬件厂商在全球攻城略地，中国已名副其实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时，中国的软件产业依然弱小。不包括系统集成商，中国最大的独立软件开发商，年营业收入不过11.1亿元人民币(用友2006年年报)。
而在我们邻国人均收入不足500美元的印度，承接几年前那股全球IT服务业务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机遇，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外包传奇，每年给印度带来400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龙象之争”中，印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软件业。
上一个10年里，中国利用全球制造业产业转移崛起为全球制造大国，如今，中国在下一个10年能否从软件外包浪潮中获得类似“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中国的软件道路是走以外包为主的“印度模式”还是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欧美模式”依然在学术界中争论不休，但政府主导的一场外包热潮正在全国涌动。
在今年3月国务院颁布7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就提到要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同时，政府还送出15%所得税优惠税率的大礼包给外包企业。
此前，商务部已经宣布每年拿出1亿元服务外包产业专项资金，国开行也将提供50亿元贷款，用于各地软件外包基地和企业的基础建设。这些资金的具体分配方案也会在年内公布。
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显示出政府打出组合拳力挺软件外包业的决心。尽管面前依然横亘着TCS、Infosys、Wipro、Satyam、TATA等印度软件巨头，尽管在全球外包业份额看，我们所占的份额依然少得可怜(据称不足2%)，但是这个年出口额570亿美元、提供400万人就业、为印度GDP贡献7%的巨型产业，对所有中国软件的从业者与管理者而言，都是令人血脉喷张的诱惑。
中国迎来软件工业化时代
10多年的磨砺，中国软件外包业终于在这两年取得了突破，尽管道路依然坎坷，但看到了光明。
在今年3月美国举办的“2007年度Gartner外包峰会”上，中软、东软、用友工程等中国参展团以统一的形象占据了此次Gartner外包峰会的中央位置，过去这样的位置一直是印度人的地盘。这标志着在对日外包取得胜利后，中国外包开始大规模登陆美国。国内的巨型外包“航空母舰”也将诞生。东软总裁刘积仁博士透露，三年后东软从事软件外包的员工将扩展至3万到5万人。
与此同时，进入2007年，跨国公司开始加大在华投资，在北京，印度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TCS)与获得国家发改委支持的中方合作伙伴共同宣布，在中国成立一家大规模、全球性海外服务公司；在南京，全球第二大软件外包企业萨蒂扬软件落户，成为印度本土外最大的外包基地，一些欧美企业也开始大规模将外包中心向中国转移。惠普目前在上海、大连两地的外包服务人员已经达到了2000人的规模，美国优利公司在上海的外包中心人数也有近千人的规模。
刘积仁博士认为，过去几年里全球IT市场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IT服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快速转移，尽管中国争夺“世界办公室”的底牌仍与10年前一样，主要依靠的还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但和上一轮制造业浪潮的推进不同，这一次的最终结果有可能帮助中国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谋求更高一级的位置。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总值将达1.2万亿美元。世界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大约70%的企业尚未向低成本国家外包任何商务流程。2006年，中国软件外包规模约为10.9亿美元，而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2006-2007财年总收入超过478亿美元。
“中国价格”打破印度外包垄断
从不屑提及到刻意贬低，中国的外包业蓬勃发展，正引起了印度这个垄断着全球外包业务70%市场、欧美90%市场的外包大佬的关注，除了频频通过摩根大通和其他研究机构发布报告指称“印度外包领先地位无可动摇”外，在博鳌论坛期间，印度最大的外包集团塔塔集团CEO公开贬低中国软件外包业。其大意是，中国的软件人才成本并不低，比印度工程师成本高出50%到70%，而且指称中国工程师的流动率过高。
这种论点被业内人士称为是“颠倒黑白”。SYNNEX公司这个全球第三大分销巨头正雄心勃勃计划在2—3年内在成都组建2000人的软件外包及IT服务团队，其美国IT高级主管卢峰称：“中国软件服务人才数量与印度基本持平，而成本优势明显，平均成本低于印度30%-50%，同时，欧美国家忌惮将鸡蛋放在印度一个篮子里。”据卢峰介绍，过去欧美的外包峰会都是在印度举办，这两年有些峰会开始在中国举行。
与此同时，Gartner发布的一个调查报告也出人意料，这个报告调查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外包商未来选择外包合作伙伴会选择哪个国家的企业。排在第一的是爱尔兰，第二是墨西哥，第三是巴西，第四是菲律宾，第五是中国。而在这个报告里面，最令人吃惊的是印度的位置，排在20个国家里面倒数第一，而倒数第二的是俄罗斯。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刘积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这个分析报告说明了几个因素：一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未来可能上升30%以上；二是人员的流动率，这两大因素导致欧美外包商在未来可能会选择三个或者几个国家一起外包。“这也使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保证人才供应和客户满意才能保证外包业务不流失。”
对于中印的这场角力，国际咨询顾问吴向宏则在本报撰写专栏文章直指，印度害怕的不是失去市场份额，而是失去超额垄断利润。通常软件服务业大公司的毛利润率在15%左右，净利润率在3%。而印度软件外包服务公司，如Infosys，其毛利润率高达42%，净利润率高达骇人听闻的26%。东软高级副总裁卢朝霞也直指，“外包的利润并不低，印度外包巨头长期把持高利润。”卢朝霞认为，虽然中国并不会实质威胁到印度的市场份额，但是只要中国软件外包业向美国市场发起的进军，同时中国软件业质优价廉的信息在美国客户当中流传开来，美国客户就有充分的理由“打中国牌”，要求印度公司降价，使印度的垄断利润迅速削减。
巨大消费市场成外包业优势
日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接受采访时表示：“要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某些关键环节提供必要资助；放宽服务外包领域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门槛，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列入国家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目录；进一步完善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
去年，包括微软、甲骨文、SAP、IBM等软件巨头在对华投资承诺上，急政府之所急地开创了以外包为主导的新的投资形式。而与这些软件巨头想法不谋而合，包括GE、戴尔、诺基亚等硬件跨国公司近年已逐渐将亚太业务的后台服务放到中国发展。2006年，中国企业接到了5800万美元的微软软件外包订单，未来几年，微软将有1亿美元外包订单发给中国。
在不断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的带动下，中国的软件外包市场正在迅速崛起，IDC中国软件与服务部研究主管韩国华认为：“跨国公司把部分业务流程转移到中国，不论是自己开设服务部门还是外包给中国的企业，这波浪潮与10年前他们把工厂转移到中国的那波浪潮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成本优势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与印度相比，中国庞大的内需是发展外包产业无可替代的优势，“尽管其他新兴市场也有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中国市场的绝对优势。”在IBM咨询服务部业务转型服务大中华区总经理杨庆看来，“离市场更近一点，这是跨国公司愿意将运营服务业务放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IDC对全球IT做过一次展望，预估2005年-2009年间世界各国IT支出的年增长率分别为：美国5%、西欧不到6%、日本1%-2%，中国则是13.3%。中国的大量需求使全球IT设备供应商非常振奋，这就是中国在众多跨国外包服务基地中拥有的特殊性。“我们为什么不断把人员、技术投在中国呢？我们已在中国5个城市投资，最近还在考察成都，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有我们庞大的客户群体。”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副总裁黎德光说，惠普在中国开发产品后，也在很多本地中国客户中运用，比如中国移动等都是他们的大客户。
人才既是优势，更是瓶颈
“中国做软件外包最大的优势是人才，最大的瓶颈也是人才。”记者在对多位软件外包从业高管的采访中得知，“我们有人，每年有几千万大学生，但不等于我们有人才。”刘积仁直指，全球IT服务业快速转移，连印度这样的人才大国也会感到吃紧，面临人才紧缺的困境，尽管印度有特别好特别多的培训机构，并且和中国比，印度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会选择软件业。卢朝霞则认为，以东软为例，最缺乏的是高级项目管理人才，“人是最难管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坐在那儿工作，但你不知道他的效率和想法。”
“面对BPO业务需求最大的欧美市场，人力资源水平是我们最大的挑战。”长年奔走在总部和中国公司之间，卢峰发现，中国学生相比前几年，英语水平的提高让他吃惊，大多数已经能用英语接受面试。“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既懂一门外语，又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应聘者。”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BPO服务必须从一些并不要求熟练英语沟通能力的业务起步，比如数据处理、财务处理、人力资源等业务。显然，在一些高端业务上，SYNNEX的人才成本就很高。“懂管理、懂技术、熟英语，这种人才太难找了。”
人力资源的问题恐怕将会长期困扰中国的BPO企业，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中国正在不断培养足够多的勤劳和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国每年数百万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大部分都是我们不能喝的‘海水’。”卢峰无奈地说道。“现行的教育体制还不能培养出企业需要的大学生，这必然会增加企业的培训成本。”但他也认为，这种状况正在改善，以成都为例，他们正在跟成都多所大学签协议，谋求定制化的人才。
与此同时，卢峰认为中国企业可以从离岸外包中最终训练出一批商务运作人才，提升整个中国企业的运营能力。“如果说过去我们在制造业兴起中学会了大规模制造的发展方式，那么将来，我们也完全有可能从外包业务的实践中，逐渐学会全球主流企业商务运作的思维和方式。这是一直试图融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企业的一个最好的学校。”
知识产权保护尚待加强
从企业承接外包的具体操作上，发包商到底关注哪几方面的因素呢？
作为中国本土的第一大软件外包商，东软最有发言权。刘积仁总结，第一是价格，这是对方考量成本的因素；第二是服务提供商财务的可靠性，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常常误以为我为你提供服务，你为什么要了解我的财务情况？但发包商认为，一个财务不可靠的公司提供的服务业也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没有好的财务管理，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信誉，在外包的服务能力上就将大打折扣；第三是你在行业里的经验。中国企业更多谈的是我们有多少技术，有多少博士生，但国外发包商更关注的是，你对银行、保险等具体业务流程的了解。
同时刘积仁强调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外发包商对华发包的主要顾忌。当客户把他的软件或者服务交给你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托付给你。供应商的安全就是发包商自己的安全。”
SYNNEX也深受来自欧美市场的“外包信息安全”的考量之苦。卢峰称，在他们做外包业务之初主要是从总公司那里承接订单，很少能直接从欧美市场赢取订单。“人家对我们不信任，在日本已经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在中国目前缺乏这类法规，海外客户同我们缔结一项外包合同时，通常要求我们为合同买一份保险。”
企业呼吁组建行业协会
尽管各地政府积极发展软件外包产业，但不管多么优惠的政策，合适的才是好的。博彦科技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IT外包服务的企业，对他们来说，如果是为国外客户提供IT外包服务，其营业额就可以享受软件出口的税收优惠。但如果客户是国内客户，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这样的客户比重越来越多)，由于不涉及出口，则交易不能享受任何税收优惠。尽管近年来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对软件服务企业的优惠和补贴措施，但由于审批复杂，“真正让企业享受到优惠还是有点麻烦。”博彦科技副总裁龚遥滨说，对于一些规模大的企业可以有专人负责申请补贴和优惠，而对一些小型服务企业来说，则无暇顾及。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代表呼吁行业协会代表的出现。印度有个行业协会叫NASSCOM，它是一个以公司形式注册的非盈利协会，印度外包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组织。
Gartner高级副总裁、亚太区和日本研究院士鲍勃·海沃德去年在大连召开的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年会上呼吁：“我们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国家级的进行IT和BPO外包的负责和监管部门，中国还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机构专门来负责IT外包和信息服务，包括企业流程外包。”
所谓的专门机构，其实就是让政府作为担保人或中间人，帮助中国供应商建立自己的可靠度和信誉。华道公司高级副总裁杨鹏从大连国际外包年会回来的第二天，就向商务部提交了关于建议中国组建类似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NASSCOM)机构的文书。但也有企业代表提出疑虑，“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里，行业组织要提防代表某些个别利益集团，失去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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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争做中国的“班加罗尔”
东软软件园所在的大连曾经是一个希望用国际服装节来吸引外资的海滨城市，但是今天它正在努力打造自己“中国IT外包服务基地”的新形象。每个前往大连软件园的人都会在园区前的路上发现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IT外包中心”，颇有要做中国的“班加罗尔”的劲头。(注：“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业中心。)
软件势头正猛的成都正雄心勃勃争夺中国第二大“班加罗尔”。在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软件合作洽谈会”上，不仅国内软件大佬王文京、刘积仁、徐少春等悉数到场，包括微软、SAP、甲骨文、IBM在内的软件巨头全球高层也前来寻找投资商机。甲骨文中国咨询服务中心与甲骨文成都创新中心在成都正式成立，赛门铁克把成都作为其“中国西部战略”的战略据点，微软高级副总裁让·菲力浦·古德华早已把技术中心和研发中心落户成都。
而要做中国“班加罗尔”的城市不只是大连和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西安——各地政府都希望在推动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方面做些事情。在兴建软件园区的同时，各地软件外包交流会也频繁举办。
搭建人力资源生态系统
但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
“除了土地税收、产业配套服务、人文环境等政策支持外，政府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成都市副市长朱志宏在会议间隙接受了本报的专访。据介绍，成都市2006年软件产业销售收入破200亿元，增幅在全国副省级城市(除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城市之外)中位居第二；软件出口达1.13亿美元，增长259%；国家软件产业基地集聚效应出现，从业人员已经达650万。
在成都的中期目标中，到2010年，成都软件业要发展到20万-30万的人才规模，这个规模要几百万人才能选出来。吸引国外资本，不靠别的，就靠人才。所以成都除了利用现有的70所大学，还需要海量培训软件外包方面的人才。据介绍，今年成都市将通过与海外机构的合作，将成都软件企业的中高层人才送往美国、印度实习培训，明年还将把这项人才培养工作拓展至应届或往届毕业生。同时，成都将建立专门的软件人才市场。
以东软为例，东软在青城山下面有一个东软软件园，建立了16万平方米的软件开发中心，3年-5年的发展目标是要达到5000人的规模。刘积仁也认为，当一个产业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环境的时候，如果一个城市、一个区域没有一个人力资源生态系统的开发，就不会有产业的繁荣。
与此同时，政府要搭建“成都软件”的统一品牌形象，这种统一的品牌形象有利于争取大型订单。到目前为止，已有IBM、甲骨文、EMC等3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成都设立公司和研发机构。“这些软件巨头企业的投资大力提升了成都在世界的影响力，‘成都制造’的软件在全球已拥有大量用户。”据朱志宏市长介绍，多款“成都造”游戏和动漫产品被国家列为推荐产品，全市现有数字娱乐相关企业60余家，仅2006年上半年数字娱乐产业就实现收入9亿元，带动当地经济效益高达几十个亿。
城市较量造成同结构竞争
但在采访中，也有专家担心，目前地方政府对软件项目与基地的抢夺，不惜血本营造一方软件园区，都想分得一杯羹。各地政府争先恐后举办软件峰会，都要争取地区软件外包与软件产品的出口优势，“争创软件出口基地”。
这种各城市之间的较量，可能进一步恶化国内软件企业规模小、战线过长的分散格局。低层次同结构竞争，还可能进一步摊薄软件外包项目利润，出现好企业不能快速成长、小企业又难以生存的尴尬局面。
来自：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