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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名牌文化的商业文化背景

武汉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是造成其文化生成机制的首要因素。武汉自东汉年间就已形成市场。三国时期武汉是“国”与“国”之间互市的口岸。到唐、宋时期，武汉成为内地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商品转运地，并承担转输“糟粮”、“官盐”之枢纽。近代汉口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因其“内输外纳”，曾有“东方芝加哥”称号。武汉建租界后，旺盛的购买力进一步张扬武汉地域的特性，商业和消费推动武汉作为中部商贸中心功能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工商业活动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商业文化似乎被“冻结”。改革开改后，武汉商业文化在迅速恢复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内容。

“九省通衢”的地理态势和“转输贸易”的经济格局所构成的武汉自然、生态、人文特色，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生成和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从三个层次上由浅及深又互为交替而发生的。

第一个层面，武汉的地理格局为武汉商业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得天独厚，得水独中的背景条件。武汉的地理格局既不同于沿海城市（如上海）的海洋边缘特点，又有别于内地城市内陆闭塞状况，而处于这种虽处内陆但又直通外洋的半封闭半开放，既封闭又开放的过渡性状态。在文化上既与中原正统文化血脉一系，又具有与外来异域文化保持一线联系的天然孔道，既感受东南一带先进商业文化信息，又不断接受西北一带古老纯朴农业文化的熏染，长江和汉水不仅给武汉注入了经济活力，而且相对削弱了武汉与外界商业文化的隔离机制，在商业文化传播渠道相对畅通的形势下，使武汉商业文化摆脱地域局限而形成为城市复合商业文化。

第二个层面，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通过人们自觉的空间意识的中介作用而对武汉商业文化发生影响。长期以来，一种“通”、，，中，，一“居中，，的空间意识支配着人们在武汉展开其商业文化思路。

上述空间意识对武汉商业文化格局形成所发生的影响，在于商人大规模的集聚与商品的集散流通确立了“转运分销”的经济格局；官方的重视、治理和近代殖民主义者的罕见掠夺使这种格局进一步强化，并成为近代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经济贸易中心，武汉商人对外来文化具有某种先天性心理承受能力，商业文化视野较少受到狭隘的地域文化的限制而相对开阔，自觉的空间意识催生出超越地域文化的复合商业文化意识。,

第三个层面，“九省通衢”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意识与“转输贸易”的经济格局交互作用，对武汉商业文化格局的生成提供了共同的机制和条件。这种机制的共同点都在一个“通”字上。古代（清中叶前）交通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先天有利的条件。近代以来，商品流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地理交通向更“通”的方向进化，如京汉铁路通轨，轮船运输业勃兴，“两通”发展的结果使武汉与外地（尤其是国外）文化交流，接触更为广泛和直接，直接开启武汉人的文化开放意识。在这二者所起的作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转输贸易”所特有的商品流通规律对武汉商业文化格局的形成发生两方面的深刻影响。

其一，“转输贸易”的特点是将武汉仅仅作为一种集散中转站,因此商品流通有聚也快散也快的特点。这种特点除了使武汉每天都迎来送往、不断接触新的人，新的商品以及由此输出的新的商业文化信息外，还使武汉商人因长期置身于商品经济的漩涡中而培养并积淀出对商品信息乃至外界一切新的东西反映灵敏的整体素质。这种素质推及到商业文化观念领域便是具有普遍强烈的趋新意识。传统农业文化那种固定不变的文化秩序被一种动感极强的不断翻新的商业文化格局所取代，即所谓“动的文明，具城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观此起彼衰，喜新弃旧的现象。每一种新的品牌既可能很快会成为时尚，被人推崇、欣赏、捧场或者叫好，又很快可能会被人们遗弃、忘记，顷刻间成为过眼云烟，再很难有什么东西会是亘古不变，被人们永远垂青，奉为圭臬。这就是武汉，以及武汉的商业文化。

其二，“转输分销”不仅使武汉成为一个商品中转站，同时也成为演示与汇集东西南北商业文化的大舞台。各地商人不仅将四面八方的商品带进来又送出去，也附带着携来所在地的商业文化。这种双重的携带使武汉人既享物质文明成果，又受精神文明之惠。而长期频繁交流的结果是使武汉商人在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之中逐渐形成一种善于接纳融汇四方商业文化的健康心态，对于不同的商业文化都能容纳而较少地域文化心态中的那种排他性。武汉商业文化也因此而显得斑斓驳杂。

这种商业文化特性所带来的效应是多棱面的。一面是像商品流转聚散快速无常一样。其商业文化也缺少乏凝炼厚重，显得肤浅浮泛。其后果是武汉虽然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内地经济贸易中心，却因为缺乏独创的商业文化风格而没有相应成为商业文化中心。另一面则是因广泛摄取外来商业文化而形成一种超地域的新的复合型商业文化。正如生物界一样，因为“杂交”而产生了全新的商业文化品种。这种新的品种无论是表面层次（如物质文化）’还是核心层次（如观念形态）以及中间层次（商人行为），都有大量展现。如物质商业文化方面,武汉很少有完全自己独创的产品，但却有一些特色产品正是在吸收外地产品优点之后再加上自己独到的工艺制作后而成为一种新的品种。武汉“黄鹤楼”酒实质是“汾酒”，仿自山西，但又自成特色，故称之为“汉汾”，是典型的杂交品种。由此可见，杂作为武汉商业文化的特点总是相对的，没有特点就是特点。这就是“九省通衢”与“转输贸易”地理，经济格局影响下的武汉多元复合商业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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