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制度目标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巨人网络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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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目标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

TRIPS协议构成了当今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总体框架和立法基础与原则，它也应当是我国相关制度的基础。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应当强调技术的使用、流转和扩散，而不应当限于静态的“确权和保护”。反映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研发政策方面就是：知识必须走出象牙塔，与产业和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对高校、科研院所研究的航标应当调整为动态的市场和社会需求，以产业化为重要指标考量创新的程度和社会贡献率，而非静态的所谓“论文”、纸面“成果”或永远不可能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所谓“专利”。《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声明：知识产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它通过合理确定人们对于知识及其他信息的权利，调整人们在创造、运用知识和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今世界，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①。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立价值的准确、客观的定位和描述。

但我国目前的立法层面还没能及时反映这一战略思想，现行法律无不以保护为其首要目标。我们如果仔细研读我国的有关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被列为知识产权法的首要目的。《专利法》第1条规定其立法是“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 《著作权法》第1条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条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调整计算机软件在开发、传播和使用中发生的利益关系，鼓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商标法》第1条规定其立法目的是 “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用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从所列内容可以看出，我们在立法目的上与TRIPS协议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在行政执法、司法实务中，一提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保护;如上文所述，保护不是目的,只是目的实现的手段和条件，该制度的真正目的在于促进技术转让和转化,提升社会创新能力。笔者认为,导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我们在对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及TRIPS协议内容的实质进行解读时,发生了偏差。实际上，当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叶后，随着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公司、企业研发投入的加大,政府资助项目的增多，以及独立的研发机构、组织或个人的大量出现，知识产权不再像其诞生初期那样主要由权利人自己使用，技术或其他智力成果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如纯粹的技术许可、转让等）或与商品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如高新技术产品买卖中涉及的商标使用、软件许可和其他技术服务等，以及服务业领域的特许经营和连锁店模式等），标志着其作为财产的独立性日渐突出。此时，知识产权制度的使命已由“保护”向“管理、实施、运用和转让”过渡，因为权利人实现其权利不再需要一切从产业链的开端做起（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如建立厂房、雇佣员工、购买设备等）直到进入产业链的末端，从而获取利润，他们完全可以在实现其价值方面，将其与其他产业链隔离开来。由此,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也随之作出了相应的变化,TRIPS协议的第7条可以说反映了这种变化，而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没有作出调整，反映了其在目标方面的一定的滞后性。这说明我们在如何充分利用国际游戏规则中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及挖掘、引申其立法意义方面，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不能只看到条约中明确约定发展中国家义务的条款,如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专利保护范围等，还需看到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有关弹性条款并加以充分、合理、正当的使用，以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为此，我们可根据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目标的应有之意及我国新时期的知识产权战略来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重点，完善我国技术流转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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