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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价值冲突

法律价值的体系就如同金字塔一般，是由多种要素构成、以多元状态存在的。虽然处于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价值——正义是法律价值永恒不变的绝对超越指向，但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曾产生过无数的正义观念，具有令人迷惑的多相性。这些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导致不同法的价值准则和法的价值观念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在法律价值体系内部同一层次的各种价值要素的位阶是上下浮动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个特定时期，总是有一种价值处于首要地位，其他价值处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法的价值冲突。

一般来说，法的价值冲突发生在同一层次的价值准则之间，而上下层次间的价值则是一种紧密相联、融洽一致的包容关系，上级价值必然高于下级价值，一般不存在发生冲突的可能。如果存在诸如正义与自由、秩序与安全之间价值冲突的观念，只能说是对法律价值内涵的理解偏差。所以笔者认为，解决法的价值冲突虽然有很多方面，但是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同一层次的价值序列(the hierarchy of values)问题。

而在法的各层次价值准则中，处于第二层次的自由与秩序这一对基本价值的冲突自法律产生以来便是价值冲突最激烈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它们是一对亘古不变的矛盾统一体。在古罗马法中，自由的定义是：“凡得以实现其意志之权力而不为法律所禁止者，是为自由哈耶克则认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coercion),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称之为“自由(liberty or freedom)” J 2〕他认为自由分为两个方面，即所谓“免于(或摆脱)……的自由" (be free from…)与 “做……的自由"(be free to do…)。〔3〕而“所谓秩序，我们将一以贯之地意指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some spatial or temporal part )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3)。从哈耶克对秩序冗长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将秩序定义为一种“事态”，在这种 “事态”中，人们可以根据要素间相当稳定的相互关系作出正确的预期，从而使行动能避免不确定性。

由二者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良好秩序的建立当然能够保障个体自由的普遍实现，个体自由的普遍实现又带来了相对稳定良好的秩序，二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自由与秩序之争也在法律产生时起就从未平息，因为秩序必然限制个体自由最大化的实现, 而过分强调自由只能使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虽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一种“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观点，认为秩序是源于人“在应对某即时性环境的过程中遵循某些规则所产生的结果”，不是人有意创造的，而是 “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在这种观点的指引下，自由与秩序是绝对统一的，秩序因自由而生，二者不发生冲突的可能。然而其在后作《法律、立法与自由》中也不可避免地承认秩序有两种渊源：在自生自发秩序以外，还存在一种“组织” 或者“人造” （made）的秩序——“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哈耶克更试图用一对古希腊的术语“内部秩序”（kosmos）与“外部秩序”（taxis）来分别指称这两种秩序以示区别，并指出“这一区别对于理解社会进程以及对于制定各种社会政策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法律制度所确立的“秩序”是指狭义的“人为秩序”或称“外部秩序”。

自由强调的是主体个性的发挥，而秩序强调的是有序状态的建立与维持，自由难免有打破既有平衡一秩序的趋势，秩序有在一定程度上压抑自由、维持平衡的规定性。因此它们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法律之中，它们都是法学家关于法律价值争论的焦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对自由和秩序的选择倾向不同。从时间维度来看，在封建专制社会, 法律给予了秩序以突出的地位，却降低了自由的重要性；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法律尽管没有否认秩序的重要性，但却将增进自由视为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则试图消除自由和秩序的差别，其最终(当然是分阶段实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自由与秩序的融合，达致正义的最高点一共产主义，从而消灭国家制度及其自身。从空间维度来看，这种冲突在以《专利法》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发达国家强势地将秩序优先的制度规则打造成国际主流范式的基本内容，以维护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现行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力图改变现有知识产权秩序中不尽公平、合理的状况，实现自己对知识产权的理解和诠释，即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自主话语权

因此，解决自由与秩序之间的价值冲突，自法律产生伊始便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自然也成为研究知识产权法律价值首先要考查的问题。根植于经济生活中的知识产权法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应表现为更具实质性的价值准则。具体而言是要保障创造者的智力活动投入得到应有回报，实现社会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社会非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实现这种正义，需要从市场经济的自由和秩序两个方面对涉及知识产权的经济生活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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