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植根性的集群社会资本构成-巨人网络通讯

当前很多学者对集群社会资本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张岚东(2003)认为集群社会资本由信任、隐含知识和企业家网络构成；聂鸣(2004)等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知识的流动、合作网络与信任、规范等；惠宁(2006)认为社会资本是集群内行为主体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形成错综复杂的横向、纵向关系构成的复杂企业网络组织。这些维度并没有对功能性和植根性进行区别。从社会资本的植根性出发，本文认为集群社会资本由以下维度构成。

集群主体的集体认知

包括在集群内被广泛认可和遵循的集群内共有的价值观、标准、规则、习惯等，这些要素并不一定具有书面条款，而是通过一定的仪式或行为方式表达出来，在规范集群主体行为上起到软约束作用。集群认知上的差异可以作为解释一个集群发展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森宁对128公路地带和美国硅谷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导致起点、技术和市场相同的两个集群环境对集群企业品牌网络关系形成的驱动机理产业集群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际遇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要归于它们在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上的显著差异：硅谷因为具有集体学习、网络合作和鼓励冒险的创新文化而适应了剧烈变动的技术环境；而128公路地区则因为崇尚集权和传统、鼓励稳定和自力更生的僵硬文化而急剧衰落。

集群信任水平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Puntma，1993)n61。，支撑一个区域的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是这个社会中各种成员和集团之间的信任关系，信任不能买卖，只能通过相互之间的长期作用建立起来。集群信任不同于一般的组织间的信任，具有普遍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集体惩罚的信任实施机制。在一般的组织间信任中，一方欺骗了另一方，制裁行为只能通过一方进行实施。而在集群信任中，道德风险和惩罚机制由个人实施转变成一种社会实施，集体对不道德行为实施惩罚。②信任的制度性。在产业集群中同样存在两种类型信任，以个体之间的信息、情感、共同信仰为基础的基于个人的信任和以显性和隐性的契约、规则等为基础的基于制度的信任。个人信任的逐渐强化，在集群内形成具有普遍特征的制度信任。但是就集群社会资本而言，由于个人信任不具有普遍性，因而着重强调其基于制度的信任。

集群结构性社会资本

集群中的结构资本是指集群内各主体由于长期的互动所形成的决定集群内各主体互动关系的网络结构以及资源作为网络结果的产出途径。集群结构性社会资本是一种位置的观点，将社会系统与关系网络视为一个整体，以网络的密度、联结与层级等变量，描述行动者之间或单位之间联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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