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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的古代法律渊源

在两千多年前的《乐府诗集》里，有这样一首传诵很久的诗，辛延年的《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

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

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其中的“蓝田玉”、“大秦珠”指的是产于蓝田的美玉，产于大秦地的珍珠，用现代的话来形容，就是两个地理标志的产品。苏轼的《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诗意说的是罗浮山下的荔枝好吃，为了能吃这样好的荔枝，诗人宁愿背井离乡，长期在岭南之地居住，诗中的岭南罗浮山荔枝，在当时也是一个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术语，产生于20世纪。地理标志作为一个法律规范名词进入我国，也不过是20多年时间的光景。但地理标志术语所指称的具体事物，以及喜欢消费和使用带地理特征的产品习性，如前所述，在我国早巳存在。

比如，传统的中医认为，中药必须要地道，也就是用的什么药，必须是产自某地的药，比如，浙江磐安的白术、元胡、玄参，吉林集安、抚松的人参，云南文山的三七等都是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好的中医用药更讲究的是产于某地的某种药材，看重的是地理因素对药材药效的影响。这是因为在中医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经过比较和应验，发觉只有产自于某地的药材，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因素或者气候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比如加工工艺和加工技术)，所形成的药材最为有效。这种代代相传的经验，人们只是不知道用“地理标志”来称谓而已。

中国古代的“四大名绣”，比如湘绣，苏绣等，之所以出名，盖因出于该地的绣品质量可靠，巧夺天工，而这种稳定的质量和稳定的美誉，都是来自于本地独特的刺绣技艺技巧和独特的人文因素所积累的。于是，人们在消费和使用绣品时，无疑首选湘绣、苏绣等。而湘绣、苏绣也是地理标志。

而对于这种地理标志产品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无疑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皇帝了。作为家天下的天子，皇帝们毫不客气的认为，天下尽善尽美之物品，皆应供我享用，于是各地每年都要向皇帝上贡。里面能被皇帝所喜爱的，就钦点为贡品，要求年年上贡。贡品是专制社会中专门供给(进贡)统治阶层享用的物资，通常由全国各地选出同类物资之中的最上品，比如洞庭湖草鹅、l临武鸭、君山银针茶等。这些贡品往往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标志。被定为贡品，对于该种物产的扩大市场和保持品质恒定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进贡制度和贡品制度是古代版的地理标志。

《禹贡·疏》载：“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有，谓之厥贡。”下之所供为贡，上之所取为赋。可见，贡赋之物，为一地“所生异物”，也就是特产之物。这种制度始于夏代，汉中向以物产丰富、富敌天府著称，历代贡赋自当不少。贡品通过特殊的生产、采购、加工、运输渠道送抵首都，以保障品质，交由皇室支配。各个朝代的进贡制度、关于贡品的选择制度、关于贡品的生产和运输制度以及贡品的宣诏制度，构成了古代版本的地理标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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