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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竞争型国企不可行？

今年是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第五次将垄断企业改革的提案带上两会。国企和垄断性行业改革的议题年年讲，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我上会已经15年了，我协同其他代表提出的九年义务教育和成立证监会的提案都已成为了现实，但唯独这个垄断企业改革的提案还迟迟不见奏效。王超斌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垄断争议
王超斌认为，国有垄断企业的霸道已经让他实在看不过眼了。拿自来水公司来说，从安装到供水设施，都是他们独家说了算。设备的价格都是他们单方面定价，没有投标招标，没有竞争。如果一个大楼要通自来水，自来水公司的人来了就做预算，然后告诉你应该交多少钱，没有任何选择和划价的余地。
通水要花钱，用水更要花钱。只要是需要二次加压的维修维护，都要由业主或开发商自掏腰包。自来水公司要求开发商代收水费，如果部分业主不能按时交纳，开发商就要垫付，否则全小区都要停水。许多开发商每个月垫付的水费高达10多万元，这让开发商叫苦不迭。
垄断带来的不公怪谈屡见不鲜。
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球第71位，不及英美等国的1/10。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这些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
日前，武汉地铁运营公司在2号线的广告招标中，选择了一家出价7亿元的企业，而放弃了另一家出价10亿元的高价投标者。如此有悖常理的做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
铁路老大的采购清单更是惊人：一千多元的纸巾盒、一万多元的感应龙头、比市场价贵一倍的液晶电视……垄断企业的行为无形中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成本。
然而，一边大笔地散钱的同时，他们却纷纷哭穷。
铁路在亏损。2008—2010年，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6.81%、53.06%、57.44%；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其负债总额达到22288.5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9.60%。根据兴业银行的报告，今年铁道部的资金缺口将超过8000亿元，高铁线路亏损尤其严重。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奢侈采购，另一方面是因为效率低下。如郑西客运专线，设计每日发送能力为160对，但目前仅仅发送11对。
机场在亏损。根据民航局的数据，2010年，我国运营的175个机场中，有130个亏损，共计亏损16.8亿元。但众所周知，在机场，一杯咖啡卖80元，一碗云吞卖120元，机场建设费从未停止征收。
中石油、中石化自称也在亏损，而这笔糊涂账的背后却备受质疑。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友山指出，石化双雄下游销售的利润已经完全填补了其强调的炼化板块亏损，炼厂压低价格也是刻意而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发改委施压提高油价，一方面又可以摆出亏损姿态向国家申请补贴。从整体运营情况来看，石油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
高薪来自谁的腰包？
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明显高于应有的价格。全国政协委员、保监会前副主席魏迎宁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指出。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而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
去年，就连普通工人都能拿差不多15万。一位不愿具名的国家电网职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此人透露，国家电网职工享受优惠用电、大节小节都会找理由发过节费，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的过节费也在2000~20000元。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1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2007—2010年，中石油对外公布的管理层人均薪酬分别是96.29万元、89.23万元、86.18万元和110.22万元。而在这样的重赏下，业绩却并不骄人，企业的实际营业利润率各年分别为8.90%、7.46%、-7.38%和2.50%。报告认为其收入和业绩不成正比。
国有垄断企业是否应得高薪水？
来自西安市工信委的张顺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像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国企，卖的是国家的资源，因此他们赚的钱应该让全国人民受益，而不是揣入自己的腰包。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韦苇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他们实际上是在利用国家的资源、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给自己谋私利。这于情于理都不能接受，也因此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不满。
你就在标题上写：王超斌说‘我不服’！王超斌这样对记者说，国企的人请客吃饭国家报销，买车加油国家报销，甚至出国嫖赌国家也报销，此外还拿那么高的工资，国家体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老百姓不服，社会不服，我作为政协委员更不服！
王超斌认为，国有企业领导就是负责管理，应该和公务员拿同样的薪水。企业挣钱多是因为国家政策好，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有本事。他们把大笔的钱放入自己的腰包，这不只是一个公平问题，而是一个变相贪污问题。
魏迎宁也建议，应该由市场竞争和人才成本来决定最终的薪酬。应该形成合理的人才价格机制，至少不能自己给自己定价，决策人不应该是受益人，这样才能形成市场调控价格的合理机制。
改革：
公益型国企还是竞争型国企
国企改革未来之路在何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提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
然而，在记者的采访调查中，很多两会代表和专家都认为，公益型国企是唯一的出路，竞争型国企不可行。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也指出，如果国有企业进入到竞争性的行业，给它一些优惠，这样既不能保证国有企业的效益，同时把民营经济搞死掉，非常不值得。
魏迎宁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竞争本身是好事，只有参与，才有竞争；只有竞争，才有进步。很多国企都可以进行改革并参与竞争。但改革了，它就不是国企，而是民企，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市场竞争，并获得与别的企业一样的机会，同时，也承担同样的风险和挑战。
魏迎宁认为，未来只需要一种国企，就是公益型国企。国企只需要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需要的领域，而不应该参与太多的行业，破坏应有的公平竞争。既然能竞争，就不需要国企，因为国企是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因为国企本身就占有很多资源、政策、人才方面的优势，与民企竞争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就不需要有国企。
事实上，公益型国企早已存在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些企业并不将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更多的是把国有企业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干预经济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对于中国垄断型国企向公益型国企转型，代表们心怀期待。
供电局把配电箱、变压器都放在马路中间，在人行道上像一个一个的骨灰盒。这非常影响行人走路，也很不美观。其实只要挖个坑把设备埋在地下就解决了，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服务意识差，投资大，操作麻烦，没人愿意动手。王超斌表示，如果供电系统变成公益型国企，加强服务意识，在供电的同时把设备安装、维护等都一条龙做到位，那么这些恼人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王超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其实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早已拿出了成熟的改革方案，我作为政协委员，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推动中央采纳这些方案，最好不要再拖到明年。
其实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早已拿出了成熟的改革方案，我作为政协委员，就是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推动中央采纳这些方案，最好不要再拖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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